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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服從袁大總統領導。因此進步黨也就變成國民黨的死敵之擁袁政黨了。

袁世凱這項安排原是個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豎子成名，虎頭蛇尾，他那個錦繡江山，後來就是在段、馮、張杯葛之下，被梁、蔡師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詳敘之。

列強幹擾和軍費無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國改成帝國之後，列強拒不承認，甚或乘機混水摸魚，出兵干擾，助長地方叛亂，那他就無法應付了。近代中國史家，尤其傾向於國共兩黨的黨史家，每喜各為其主，護黨罵袁。說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叛國賣國。因為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獨夫，不像兩黨在槍桿之外，還各有其筆桿也。其實如果不存偏見的治史者，百年回顧作持平之論，在當年各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尤其是無恥的日本軍閥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嘔心瀝血、寸土不讓的應付紀錄（　record　），哪裡又比後來的政權更壞呢。若以春秋之筆，作誅心之論，則比諸蔣公的‘按內讓外’（據說這話是張學良改的），被逼抗戰，和卻賠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黨，‘感謝日本侵略’，兩黨聯合犧牲外蒙古和釣魚臺，則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執筆，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為經濟。二次革命時，袁氏對國民黨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與五國銀行團借款之適時簽字，實有絕大關係。然可一不可再，設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諸省之獨立，袁氏要用兵平亂，則軍費一項便可置袁政府於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車、煞車，與翻車

袁氏因有上述三項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因為目標誘惑太大，他雖然永遠熱中，但也始終猶豫。而楊度等嘍囉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瘋狂擁戴，推得衰邁老人上車，勇往直前，從不後顧，而心事重重之後座老乘客，則頻頻煞車減速（餘見美製配有避彈玻璃的保險轎車，後座都裝有煞車，以防司機之暗算），以策安全。餘曾於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後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餘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車，蓋發生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時參政院已一致票決擁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預備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選人，拖入寶殿，來個黃袍加身了。忽然內府傳諭，說大總統有話要說，並囑楊士琦代為宣讀，似對十三太保澆盆冷水。蓋傳聞大總統已正式決定，拒絕推戴。連反對帝制的參政院長、副總統黎元洪，亦自退隱之處，趕來聽講，鹹以帝制運動蓋可告一段落矣。誰知只是後座煞車一次，候選皇帝並未下車也。楊士琦傳諭說，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袁公有維持共和國體的責任。接著便強調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可是最後還是拖個尾巴。說國民請願要更改國體，也為的是’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報‘】換言之，如經過一個’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大會‘一類機構之公決，那自當別論，如是則’本大總統‘也未始不可考慮也。

這條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顯。果然三個月之後，經過‘全國代表大會’，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決，改變國體，推戴袁公為中華帝國皇帝，這個‘多數國民之公意’，由參政院作為全國總代表，於十二月十一日，三呼萬歲之後，袁大總統就於十三日正式接受擁戴，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了。

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於北美新澤西州）

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我們在前章裡曾一再的說過，民國時代最上層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獄之間的邊緣人。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個波濤翻滾的轉型期。前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制度）已毀；後型（今後兩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們一般都是忽前忽後，不知所適的在兩型之間走鋼索橋。上有光明燦爛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陰森險惡的萬丈深淵，一步踏錯，或一念之差，便會墜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們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索橋被他們弄斷，全民族也隨之滑坡，屍填溝壑，彼岸無期。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和汪精衛了。汪氏當年如不因誤聽他那心際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