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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上一套《閱微草堂筆記》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書，忘了是什麼時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見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說：“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沒什麼用。”這位朋友是位極其豁達大方的人，平生絕無佔他人便宜的嫌疑；他顯然是忘了。那天在場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兒女，我怕他尷尬，就笑了一下，把書放回書架。那是一個20年代印的版本，沒有大大的價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給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會看到我的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歸的書是無法補購的了。有人說，身外之物，何必頂真？倡這些書曾經參加了我的精神構建，失落了它們，我精神領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動了參證。既有約約綽綽的印象，又空虛飄浮得無可憑依，讓人好不煩悶。不是個中人很難知道：失書和丟錢完全是兩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趙景深教授。他藏書甚富，樂於借人，但不管如何親密，借書必須登記。記得那是一箇中學生用的練習本，一一記下何人何時借何書，一目瞭然。借了一段時間未還，或他自己臨時要用，借書者就會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跡娟小，言詞大方，信封下端一律蓋著一個長條藍色橡皮章，印著他的地址和姓名。

還想到了毛澤東警衛員尹荊山的一則回憶。50年代末，毛澤東向黃炎培借取王羲之書貼一本，借期一個月。黃炎培借出後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連不斷打電話催問，問是否看完，什麼時候還。毛澤東有點生氣，整整看了一個月，在最後一天如期歸還。黃炎培也真夠大膽的，但文人對自己的藏書痴迷若此，並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報上發表告示，要求借了他書的人能及時歸還。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書給別人十分慷慨，卻是個不記事的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發現自己的書少了那麼多，不知向誰追討，除了登報別無良策。我見報後不久來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沒有借過。他疑惑的目光穿過厚厚的鏡片打量著我，問了一聲“真的？”我不無惶恐，儘管我確實沒有借過。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書。黃炎培式的勇氣，更是一絲無存。有時我也想學學趙景深教授，設一個登記簿，但趙先生是藏書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資格把事情辦得如此認真。我算什麼呢，區區那一點書，面對親朋好友，也敢把登記簿遞過去？

藏書者就這樣自得其樂，又擔驚受怕地過著日子。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種更大的擔憂漸漸從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後，這一屋子書將何去何從？

這種擔憂本來只應屬於垂垂老者，但事實是，我身邊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學術界朋友已在一個個離去。

早在讀大學時，我的一個同學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個買書迷，身邊錢不多，見有好書即便節衣縮食也要弄到手。學校課程安排緊張，夜間書店又不開門，等到星期天又怕書賣完，因此，他總在午休時間冒著炎暑、寒風趕到書店，買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羨慕。他死時，家裡的一個書架已經相當充盈，但他長年守寡的母親並不識字，他也沒有兄弟姐妹。當時，全班沒有一個同學有足夠的錢能把這些書買下來，即使有，也不想讓那位可憐的母親傷心。我估計這位母親會永遠地守護著這些書，直至自己生命的終了。照年歲計算，這位母親已離開人世，那麼這一架書到哪裡去了呢，這些並不珍貴卻讓一個青年學子耗盡了心血的書？假設這架書還在，我敢斷言，當年同宿舍的同學大多還能記起，哪一本書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買來的，當時引起過何等樣的欣喜。這是一截截生命的組接，當買書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後，這些書就成了一種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憐的流浪漢。

如果說這一架書不足為道，那末，許多博學的老學者逝世的時候，如何處置豐富的藏書確實成了一個苦澀的難題。學問不會遺傳，老學者或因受盡了本專業的風波險阻，或伯父子同在一個行當諸多不便，大多沒有讓自己的子女承襲己業。有的子女在專業上與父親比較靠近，但在鑽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親之項背。總而言之，老學者的豐富藏書，對子女未必有用。學者死後，他原來所在大學的圖書館很想把藏書全數購入，但這是圖書館預算外的開支，經費當然不足，派往談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態向家屬說明這些藏書價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勸家屬不要讓藏書隨便流散，以儲存永久性的紀念。家屬對這些言詞大多抱有警惕，背地裡悄悄地請了舊書店的收購員前來估價。舊書店收購了他們所需要的書，學校圖書館也就因惱怒而不再登門接洽，餘下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