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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錦文犯難了。他不得不避開眾人，獨自來護士辦公室電話請示：“……病倒是不假。我怕萬一真在看守所死了，上頭又要帶人去臺灣，那我、你局長怕都擔待不起呀！……是。”

他回到205病房時，鄭定竹已經寫好了一份擔保書交給閻錦文：“我的車子、房子、一個老婆、三個孩子，全都押上了。”閻錦文匪夷所思的目光又在鄭定竹臉上盤旋了幾圈，將擔保書揣入衣兜。隨即通知鄭定竹：“205房的人，併到206房去。”

閻錦文轉過身又厲色交代手下，“從現在起，一組、二組你們二十四小時輪流監視，任何人不得接觸裡面的人——”

兩組組長著即應命：“是！”

羅隆基見此情景，不由仰頭興嘆，“看來，也只有‘浴火重生’這一條路了！那就快來吧！”

其實，羅隆基在心中根本沒有料到蔣介石會真對自己下毒手。早在1946年10月下旬，人們翹首企盼的所謂南京“第三方面”和談又失敗了，各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大都去了上海，只有充當“第三方面”發言人的羅隆基仍然堅守在南京民盟總部應付日常工作。

由於國民黨方面缺乏誠意，談判失敗，和平無望。美國特使馬歇爾於次年1月29日宣佈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2月22日，中共也發表了京滬渝等地的中共人員撤離的宣告。周恩來在南京新街口中國交通銀行三樓會客室約見了羅隆基，對和談失敗的經驗教訓以及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進行了交談，並委託民盟代為保管京滬渝蓉昆等處的遺留財產。

當時，羅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託，並於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報日刊》發表緊急宣告：

“茲以中國共產黨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員撤退在即，所有遺留在各地之房產物資、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託本同盟全權保管，業於3月5日簽訂契約，先將南京各種財產造冊點數，並請林秉奇律師做證。除分函政府各有機關備查處，特登報宣告如上——羅隆基3月6日。”

上海的黃昏（5）

國共和談失敗，中共代表從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時國民黨的宣傳機器一股腦兒對著民盟發洩，說民盟是“奸盟”，說盟員是“奸匪”，說“民盟已經成了中共操縱指使的工具”。

孫科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對民盟恫嚇說：“民盟天天打著反對內戰的旗號唱高調，實際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誰反政府，我們都按處置共產黨的辦法進行處置。”

為了徹底搞垮民盟，最終達到取締解散民盟的目的，國民黨當局於1947年10月初，將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以“販賣毒品”的罪名逮捕。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說明國民黨當局已經在向民盟及其領導人下手了。羅隆基得知資訊，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透過合法手續，找行政院長張群進行交涉，要求放人。張群避而不見。南京當局則以最快的速度，於10月7日以“中共關中地委負責人杜斌丞，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莫須有的罪名將杜斌丞槍殺。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驚。民盟總部除向蔣介石提出局面嚴重抗議外，張瀾主席還以個人名義在報上公開宣告，要“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

這樣一來，國民黨與民盟的關係越來越僵化與緊張。為了緩解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為重，推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葉篤義去找前燕京大學校長、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調解一下民盟與國民黨的關係，最大限度地不要繼續惡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由而推辭。

10月20日清晨，羅隆基一覺醒來，突然發現民盟南京總部機關已被國民黨的警察特務所包圍，前院後門都設有他們的崗哨，對機關工作人員直至工勤人員都要盤問檢查，對出進人員還要跟蹤監視，情況十分緊急。

當時，民盟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羅隆基一人坐鎮南京總部。他突然被監控，感到十分氣憤，立即打電話向國民黨政府及有關當局進行交涉，可是對方不是推脫不了解此事就是給領導人擋駕，不予正面答覆。羅隆基孤立無援，行動困難，只好向在上海的張瀾主席告急。張瀾在寓所召集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史良和葉篤義等人開會，討論如何應對民盟當前的局勢，提出有效的對策來。討論結果，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推舉黃炎培和葉篤義赴南京，會同羅隆基再次去找國民黨當局進行交涉。

來到南京，黃炎培決定先去拜訪一向心平氣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氣，不料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