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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嚴格要求自己，還要向黨組織打申請入黨的報告。在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我十八歲那一年成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爸爸很高興，送給我一本黨章，並親筆在扉頁上給我題了字。他說：“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黨，不管遇到什麼情況，都不要忘記了自已是個共產黨員。”

考驗終於來了。一九六五年，我們單位原是部隊編制，要改為非部隊編制了。部隊對我的教養，使我捨不得脫下軍裝啊！想調到別的部隊單位中去。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爸爸。爸爸嚴肅地批評我說：“你怎麼一事當前就先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了。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幹部的子弟，應該事事、處處起模範帶頭作用，堅決服從革命需要，服從組織決定，萬萬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這樣做的嗎？他參加會議，喝了公家的茶，總要放一毛錢的票子在茶懷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懷仁堂開會，順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搖回家了，還專門派人送回去；總理為了讓他有一個固定的適合於養病的地方，一再要為他蓋一所房子，他也堅決謝絕了。象爸爸這樣對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嗎？爸爸的榜樣給我以力量，使我戰勝了私心雜念，不再要求調動了。我要求在脫下軍裝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張相片留念，爸爸高興地答應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嚴，但對我也講民主，常徵求我對他有什麼意見，意見對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從哪兒聽到反映，說我在單位裡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評我。這不是事實，是別人傳錯了的，我受不了這委屈，私下哭了。後來爸爸問我對他有啥意見，我說爸爸主觀，聽了反映不調查研究就批評人。爸爸接受了，並說遇到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批評意見時，還是要採取“無則加勉”的正確態度。

爸爸是永遠離我而去了，但是，他對我的教誨卻永遠與我同在；他的那一顆火熱的心，也永遠與黨同在，與人民同在！

“請您代我投票”——徐海東和王震　徐文伯每當看到我父親徐海東與王震叔叔這張合影時，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徐大哥”和“王老弟”的親切稱呼在我的耳邊迴響，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是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1936年10月，父親奉黨中央命令率紅十五軍團去迎接紅十、四方面軍，實現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父親首先迎接到的是紅二方面軍王震等領導的紅六軍團。王叔叔和父親過去長期分別征戰在大江南北，雖互相久聞其名，卻不曾相聯絡識。如今，在經歷了萬里征程之後，能在陝北相會感到格外親切。在軍團司令部，他們一見如故，熱烈地擁抱，互致問候。兩人初次見面就無所不談，談到祖國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國主義的蹂躪，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變到蔣介石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無不切齒痛恨；談到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黨的罪行，則又同聲譴責。就在這開懷暢變中，父親覺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麼相似，真是相見恨晚。他倆又從革命談到了各自的身世，原來，王叔叔是鐵路工人出身；而爸爸從13歲開始進窯廠，先後當過11年的窮窯工，真是結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親比王叔叔年長几歲，王叔叔稱父親為“徐大哥”，父親稱王叔叔為“王老弟”。從此，幾十年都是這樣稱呼。

抗日戰爭開始了。黨的洛川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父親與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敵後。1938年初，我父親率一一五師三四四旅，由晉察冀轉向晉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領的一二○師三五九旅開闢晉西北根據地。在此期間，他們馳騁於敵後戰場，一東一西互相配合，與日寇周旋，使驕橫的敵人首尾難顧，屢遭痛殲，敵後的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一次，有數千名對日作戰潰散的國民黨軍隊逃了過來。父親把這一情況告訴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斷決定，命令把這數千人全部收容下來，避免了對我抗日根據地的擾亂。開始，父親和王叔叔是互通電話聯絡，後來乾脆把指揮部移到一處。從此，他們朝夕相處，互相關心，互相愛護，遇到困難共同商量克服，打了勝仗互相勉勵，真可謂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親密戰友和兄弟。在敵後仗打得很順利，群眾工作也開展得很成功；他倆共同為黨的洛川會議戰略決策的英明正確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1938年6月，我父親在町店戰鬥以後，身患重病；8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晉西北。從此以後，無論在堅持持久抗戰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蔣家王朝決戰時期，他們時南時北，轉戰各地；直到建國後的1956年他們才又重新見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