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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深　教之嚴　徐文伯我爸爸徐海東，在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下，已經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時候，總要念起他老人家對我的慈母般的愛和嚴師般的教育。

爸爸長期為革命出生人死，馳騁疆場，在黨和人民的哺育下，從一個窮窯工成為紅軍的高階將領。我生於部隊，長於部隊。爸爸不論在戎馬倥傯的時候，還是到後來由於九次負傷而不得不休養的時候，對我的管教始終是抓得很緊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師。

從我很小的時候起，爸爸就給我規定了一條紀律：每次外出必須向爸媽請假，回來還得銷假。每天晚上，爸爸還要我向他彙報這一天做過些什麼，學了點什麼。我在七機部工作的時候，單位離家四十里地，靠登車子往返。晚上遇上單位裡開會或其他活動，要深夜才到家。爸爸還是在等著，要讓我把這一天的情況向他說了才睡。我沒到家，他是睡不著的。爸爸這樣，對於我來說，該是多大的溫暖啊！他的愛澆灌著我的心。但這同時也象給了我一面生活的鏡子，促使我必須經常檢點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讓做的事，讓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於說真話，最恨講假話。他也一直教我要這樣。要是我在彙報中撒了謊，他是不允許的。有一次，我還在唸書的時候，沒請假就與同學一起去看電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媽批評，就撒了一個謊，說因電車停電耽誤了。爸爸發現我說話的神情不大對頭，請警衛員去了解，知道我說了假話，就生氣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邊去想想我說假話對不對，為什麼要撒謊。半小時以後，我走近他，檢討說：“爸，我錯了，撤謊是不對的，今後保證不重犯。”這時候，爸爸的臉色轉和善了，說：“孩子，你該知道，講假話會把你毀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實人！”打這以後，我再也不敢撒謊了。不過，那時候我心裡卻嘀咕，丁點小事就這麼認真，爸爸對我未免太嚴了。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才越來越明白爸爸做得對，該從小事抓起，要小題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過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對著“四人幫”的兇橫，我坐在牢裡都沒講一句假話，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戰友常說他“上戰場是兇老頭，下戰場是好者頭”。的確，爸爸打起仗來，渾身是膽，對敵人狠極了；可是對同志卻一視同仁，沒半點架子，親呢得象一家人。平時他也總是用這種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著了。一位通訊員來給爸爸送信，媽沒叫醒他，把信收了下來，讓通訊員回去了。爸爸醒來，見信不見通訊員，很不高興，批評媽媽沒有群眾觀點，說：“以後不管我在幹什麼，只要有下面的同志來，一定要讓他們來見我，我要見到他們。”他身邊的隨從人員如警衛員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歲大的非得叫叔叔，年歲小的也必須叫哥哥。一位警衛員叔叔跟我開玩笑，我當真了，急得順口罵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還讓媽媽帶我去向那位警衛員叔叔當面賠禮道歉，承認錯誤。

自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後，我家的生活條件寬裕多了，但爸爸艱苦樸素的作風沒有丟。他最愛穿的還是那幾套普通軍裝，破了補，補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時才換新的。警衛員看不過去，勸他換新的，順口說了句：“您這不有點象叫化子？”爸爸批評他說：“什麼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窮人就不光彩了？你這是忘本！”見爸爸老是那麼樸素的穿著，我也就不愛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唸書的時候，媽給我做了幾件新衣服，我怎麼也不好意思穿出去，還是願穿供給制時部隊上發的衣服，那上面儘管有補丁，可穿著覺得舒服。我要結婚了，爹媽給我做了兩套料子好一點兒的中山裝，我也一直讓他躺在箱子裡沒穿，現在人胖了，已經小得沒法穿了。我上學的時候，爹媽每月給我的零用錢，我也捨不得亂花，剩下了就存銀行，到學期結束，又全數上繳給爹媽。爹媽為了使我長好身體，也注意我的營養，可爸爸總是提醒我說：“黨和人民給我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很慚愧，你就更不該享受了。給你吃好一點，是為了把你的身體搞好，到將來好為黨為人民多做點工作。你享受好一點兒，是欠了人民的債的，該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去償還這筆債。”他還說：“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沒有什麼‘自來紅’，所以你無論如何不要自以為特殊。要說你有什麼特殊的話，那就是你受黨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覺悟該比別人高一些，要求該比別人嚴一些，別的任何特殊都是不應該的。”因此，我十六歲還在唸初中二年級的時候，爸爸就要我認真學習黨的基本知識，要我按照黨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