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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邊”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許多無辜遭受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的老幹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當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離去的。記得三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剛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開什麼會的王效禹打電話來，說他的老婆要來“看望”徐伯伯。爸爸聽說這位“革命領導幹部”的“夫人”要來，便想告辭回去。徐伯伯堅決不讓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對爸爸說：“飯準備好了，你走什麼？你不會拿幾份檔案，到東屏房裡去看！”爸爸“藏”好後，王效禹的老婆來了，但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走了。晚飯時，徐伯伯說：“我最恨那些投機取巧、出賣靈魂的傢伙，對這些人千萬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來，你曉得他安的什麼心？”我心裡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來去匆匆，原來是徐伯伯懶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漢“七。二○事件”發生後，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掀起了一股反軍亂軍、“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當時中央文革成員、代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衝擊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爾後又抄了徐伯伯的家，並對徐伯伯進行野蠻的圍攻和惡毒的誹謗，妄圖把徐伯伯打成“勾結黨內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暴亂”的“黑後臺”。我聽說徐伯伯家被抄，以為這是因為爸爸受到的牽連，心裡難受極了。當時見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著眼淚給周媽媽打了個電話告別，返回了武漢。

從這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可親可敬的徐伯伯了。

後來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早已把徐伯伯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大障礙。他們對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們就採取種種卑鄙下流的手法，羅織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於死地而後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們以“戰備”為名，強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鄭州，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勳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當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東受迫害的經過　周東屏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對忠心耿耿為黨為民藥老一輩革命家進行了殘酷的迫害，海東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員。

自從一九六七年武漢“七。二○”事件揪海東為“百萬雄師”的黑後臺及“軍內一小撮”以後，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慘無人道的。海東同志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下，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身經百戰，身上被打了十七個洞沒有被打死；國民黨反動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出高價懸賞，沒有抓到他，而是叫一夥禍國殃民的賣國賊和反革命害死了，這不能不激起我對林彪、“四人幫”無比的憤恨！

一“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四人幫”就捏造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誣陷海東同志寫信“叫毛主席下臺，交權給劉少奇。”這完全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這樣的：海東同志對黨的事業關心，按黨的組織原則，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東同志在信中提的三點建議是：（一）中央領導權必須交給那些一貫忠於黨忠於主席的人，真正地達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個條件的人；（二）現趁主席、劉主席及其他首長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險的“定時炸彈”給挖出來，以防後患無窮；（三）在黨和主席直接培養教育下的老幹部不宜換得過多，要他們將革命的光榮傳統傳給接班人。這三條是叫“毛主席下臺嗎？”是“讓毛主席交權給劉少奇同志嗎？”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陳伯達、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東同志住地，把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這樣重大的“罪證”，卻默不作聲，對外還否認抄了徐海東的家！

林彪、“四人幫”又捏造說海東同志與賀龍同志密謀“二月兵變”。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當時海東同志的秘書未經請示私自給賀辦打電話，將賀帥的國產紅旗大轎車要來給海東同志坐。車來時海東同志還在休息，秘書把他叫醒後，才把他將賀帥的車要來的情況報告海東同志。海東同志聽了十分生氣，嚴厲批評秘書說：“你為什麼不請示就做，賀老總工作這麼忙還要打攪他。今後做什麼事必須要先報告。”賀帥的紅旗車已來了，海東同志決定同我和家裡人一起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