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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多人到達陝北，受到劉志丹等人的熱烈歡迎。但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問題又出現了，只不過這一次是客人的部隊多。25軍有人說：“陝北紅軍哪有我們人多、槍好！”（20）儘管徐“知道他過去犯過驕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對劉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實力不同則位置不同，兩軍合組為15軍團後，徐正劉副，劉還被徹底排除在隨後成立的陝甘晉省委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外。

這不全是25軍的客強欺主。1935年初，中共在陝北的組織有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軍隊則有26軍和27軍，分別由劉志丹、習仲勳、高崗和謝子長、郭洪濤等人代表。7、8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聶洪鈞到達陝北後組成“滬局與北局派駐陝北蘇區代表團”，他們主要依靠原陝北特委郭洪濤為首的一批幹部，排擠陝甘邊方面的劉志丹、高崗等人。徐海東的25軍9月中旬到達陝北後，朱理治、聶洪鈞等人主要依靠這支部隊，一來代表團和25軍都是客，二來25軍更有實力。25軍的參謀長戴季英既是省委保衛局長，又是西北軍委參謀長，積極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肅反”為名逮捕劉志丹、高崗等人。徐後來告訴張國燾：“整肅的結果，使陝北同志感覺不安，以為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21）

毛澤東有言：“火併”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中是常見的現象，看來革命隊伍中也很難免。（22）所謂“革命隊伍”就是農民隊伍。

無論給每次肅反加上什麼名稱，骨子裡都是一種“火併”。10　高崗罵誰？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一方面從刀下救出劉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穩定陝北大局。11月26日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仍然批評劉志丹、高崗等人犯了右傾錯誤，並原則上肯定了陝北的肅反：“過去陝甘省委領導反右傾取消主義鬥爭與堅決肅清反革命右派的鬥爭，一般是必要的、正確的；但是個別領導同志認為右派在邊區南區和紅26軍中有很大的基礎，誇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肅反斗爭敢小資產階級的極端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這顯然是一種調和性、過渡性的態度。當時陝北的主要領導人包括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後方軍委主席兼保衛局局長戴季英，他們在肅反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於大局考慮，西北中央局委員會根據中央決定於11月30日作出《關於戴繼（季）英、聶鴻（洪）鈞二同志在陝西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議》，把陝北肅反的“嚴重錯誤”推到主持全部肅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肅反的聶洪鈞二人身上，對他們分別作了“最後警告”和“嚴重警告”的處分。（23）朱理治、郭洪濤繼續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後任河南省委書記、中原局代理書記、新四軍5師政委；郭洪濤先後任陝甘寧轄區黨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山東分局書記。

1942年10月19日到次年1月14日，毛澤東倡議由任弼時主持召開西北局高幹會。作為這次會議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崗蒙毛澤東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書記；另一方面毛澤東意圖透過西北歷史問題的清理為改寫黨史提供“兩條路線鬥爭”的模式和口徑。會議修改了1935年有關陝北“肅反”錯誤的決定，把主要責任人從戴季英、聶洪鈞擴大到朱理治、郭洪濤，把高崗封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朱、郭為“錯誤路線”的代表。“七大”後，朱降為吉林省洮南地委書記，郭降為東滿鐵路管理局局長，都在高崗手下。

與徐海東有關的是，高崗在《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還連帶批評了“帶著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影響來陝北的紅25軍主要領導者”。25軍的主要領導人包括先後任軍長和政委的程子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戴季英。但程子華長期在中央蘇區工作，1934年9月到達鄂豫皖時張國燾早已撤離鄂豫皖，談不上受張國燾的影響；戴季英早在1935年就被認定要為陝北肅反負主要責任，高崗沒有必要不點他的名。

那麼，這個“主要領導者”是指長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東？但第一，毛澤東曾說過徐反對過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徐與張有本質不同。1936年10月毛還派徐迎接張國燾：“徐海東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勸他改變立場同中央團結，但他並無改悔決心。後來在清算張國燾錯誤的鬥爭中，徐海東同志堅持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揭發批判了張國燾的一系列錯誤，並以此對原紅25軍幹部戰士進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