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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同志領導下對日寇作戰，著名的平型關戰役中，我帶六八七團，參加了這次戰鬥。此戰之後，又參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圍攻、馳援太原、町店等戰役和戰鬥。對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擊戰，以及分兵發動群眾、創造敵後根據地的戰略戰術，我是堅決擁護的，並能親自領導部隊做群眾工作。1938年春，又發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入馬列學院學習。

參加革命以來，這還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入學。雖然身體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學習的機會難得，還是積極的參加了學習。先後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近代史、黨史等課程。毛主席和中央許多負責同志親自講課。透過學習，對中國革命的特點、黨史、政治經濟等問題的理解，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特別是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以及當時的許多重要談話，對自己教育更深。

學校生活是比較困難的，住的窯洞自己修自己挖，還時常上山開荒生產。我因在戰爭中九次負傷，左腿是二等殘廢，上山生產，總是早出晚歸。這時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關懷我的進步，在生活上也很關心我。

學習十個月，黨決定派我去華中新四軍工作，我堅決服從了決定。1939年9月15日，我隨少奇同志離開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對我進行了許多教育和幫助，我一直存在著脾氣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點，少奇同志便跟我談共產黨員應有的修養，使我終身難忘。

經過兩個多月，於1939年11月間到達華中。我被任命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四支隊司令。同時參加中共中原局（後改為華中局）領導，為分局委員。不幸的是，在周家崗戰鬥之後，我正做戰鬥總結報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這是1940年1月28日。經醫生診斷，是舊的肺病復發。開始我還不當回事，認為吐血從在鄂豫皖就開始，養些天就會好的。重要的會議還爭取參加，不能下部隊，就找一些幹部來談談話。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在停止呼吸前不給黨工作是恥辱。誰知病情一天天嚴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時一天吐二號洋磁盆半盆。連床也起不來了。行軍躺在擔架上，擔架員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個性暴躁，在抗日戰爭緊要關頭突然病倒，不能為黨工作，十分苦惱。特別是皖南事變後，華中局的同志，怕影響我的病情，只告訴我一勝利的訊息，講些好的情況，不讓我看檔案。不能參加作戰，又不瞭解國際國內的鬥爭情況，這種折磨實在不能忍受。我當時要求看檔案，要求知道各種情況，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華中局的領導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電告給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親自給我發來一份電報，電文的最後是八個字：“靜心養病，天塌不管。”我看了電報，流出淚來。我當時把毛主席電報的八個字寫在一個月份牌上，放在擔架上。我想到只有聽主席的話，安心養病爭取早日恢復健康，才好給黨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後，我躺在擔架上指揮著警衛連打游擊，在反“掃蕩”、反“清鄉”中，多次從敵人的合圍中跳出來。由於敵後環境艱苦，醫藥條件較差，病情時好時壞，就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讀讀報紙，看看檔案，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戰爭的後五個年頭，就是在擔架上度過的。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後，病情略有好轉，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國民黨反動派全面進攻，我軍撤離華中地區時，我又隨後方機關，坐擔架轉移到山東。這時整個的心情仍是這樣：大敵當前，不能戰鬥，終日不安。可是又沒有辦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時候，就用毛主席說的“靜心養病，天塌不管”那話安慰自己。我總又這麼想：有黨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來的。1947年8月，中央發來電報，指示我離開山東去東北。我這才又隨同向東北轉移的後方人員，從威海乘船，透過敵人海上封鎖，於9月間秘密進入蘇軍佔領下的大連。

在地方黨和我駐大連辦事處的關懷幫助下，我在大連住了九年。在此期間，病情時好時壞，在情況最好時，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時，曾病危一次。經過多方搶救，又一次脫離危險。黨中央毛主席對我的身體十分關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親筆給我寫信，信上說：“病有起色，甚慰。我們大家都繫念你，希望你安心靜養，以求痊癒。”1956年8月來北京後，在黨中央和軍隊許多負責同志關懷下，醫療條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時，聽讀一些中央的重要檔案，出席些重要的會議。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我被選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