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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紅軍的同志，對我和紅二十五軍這支部隊，是十分親熱和尊重的，我過去在幹部團結方面，有些缺點，不大注意方式，這時也能主動地團結陝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虛心的態度。因此，我在這段和陝北紅軍中的劉志丹等同志，關係處得是好的。我們在制定反“圍剿”鬥爭計劃時，決定首先打敵人的主力，東北軍有七個師，如果能爭取消滅他一兩個師，“圍剿”的局勢可以改變，以至粉碎第三次“圍剿”。於是組織了勞山戰役。

這次戰役，紅軍全殲東北軍一一○師兩個團及師直屬隊，俘敵三千餘人。戰前我和劉志丹同志親自到勞山看了地形，戰鬥中又分頭帶領部隊作戰。這一仗，對粉碎敵人的“圍剿”，是有重大影響的。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採取的是“圍城打援”、“誘敵深入”的伏擊戰，這是符合毛主席軍事思想的，所以傷亡極少，勝利很大。

勞山戰役以後，敵人進攻謹慎，開始採取築碉堡，步步為營的辦法前進。我們也採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在決定打榆林橋時，我曾帶領營以上於部，到榆林橋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確地選擇了主攻方向，準備好了才決心打。在戰鬥發起以後，我親自帶二二三團攻擊敵人的碉堡，全殲敵人四個營。

榆林橋戰役後，我又帶七十五師、七十八師攻打張村驛。正在圍攻，軍團政委派人給我送來信，說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來，要我接信後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來了，我當即把指揮作戰的任務交給兩個團長，立刻飛馬起程。從張村驛到軍團司令部稻佐鋪一百三十五里，三個半小時我就趕到了。剛回去，毛主席就來了。我向主席報告了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後，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萬分之一的地圖，看過後向我說：“好！還是要打下張村驛”。晚飯後，主席又對我說：“海東同志，你還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發，把張村驛打下來，再決定第二步的行動。”主席親切樸素，對下講話完全是一種商量的口吻，給了我深刻難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主席又親切地說：“晚上行軍，還不辛苦嗎？”臨走，主席給了我一部電臺。

我連夜回到前線，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飯以後，發起攻擊。打下張村驛後，我發電報向毛主席報告，主席回電令我們再把東村、套筒開啟，便於集中部隊。我立即帶一團攻打。此戰之後，十五軍團和紅一軍團會師。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帶人前往直羅鎮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的親自指揮下，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戰鬥結束後，在東村開營以上幹部會，毛主席宣佈一軍團、十五軍團為一方面軍，我仍為十五軍團軍團長。

自從聽說中央北上，我心裡就有這麼個想法，這些年吃過許多苦頭，受過打擊，見了中央要把心裡的話全說出來。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沒有更多的機會談。一天，我特別向毛主席彙報了鄂豫皖肅反的一些情況，並說至今還有三百多個同志受冤枉。毛主席當即指示我說，要立刻給他們摘掉帽子。黨員恢復黨籍，團員恢復團籍。並說：這些同志都跟著長征一路，吃了許多苦，為什麼還當反革命。還讓我親自去解釋、安慰他們。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個被冤枉的同志宣佈了恢復他們的黨團關係。三百多個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淚。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對毛主席是真誠地擁護和熱愛的。當楊至誠同志拿著毛主席批的條子，要二千五百塊錢時，我把供給部長找來，問他還有多少錢，他說全部七千元。我說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當時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的服務中央。

黨中央、毛主席，對我是十分信任和愛護的。會師以後，在黨內、軍內給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紅軍東征，讓我帶十五軍團直逼太原。

回師以後，紅軍開始西征。我接受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領十五軍團的部隊，西出三邊，勝利地完成了任務。西安事變爆發後，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向紅軍請求援助。黨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為紅軍南路總指揮，率領紅十五軍團，日夜兼程趕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區，準備抗擊國民黨軍對西安的軍事進攻，配合支援了當時的政治鬥爭。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肅境內的驛馬關地區，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積極準備迎接抗日鬥爭。

抗戰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我被任命為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1937年8月，隨軍開赴前線。在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