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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纓槍。縣委發給我一支手槍，也只有十四發子彈。直到我們在夏店於堂寺消滅了地主保安團，才繳到七支步槍。雖然有兩支打不響，但農民見自衛軍有了鋼槍，鬥爭情緒特別高，使這支十三人的小隊伍，很快擴大到三百多人。這時我只會領自衛軍配合群眾鬥爭土豪劣紳，對部隊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還說不上。當反動武裝打來時，自衛軍很快垮散了。七條槍還是保留著，等待時機再起。

兩個月以後，反動武裝退去，我又以這七條槍為骨幹，把自衛軍組織起來。不久，黃安、麻城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我奉縣委的指示，帶著那七條槍十多個人，前往黃安參加起義。走到黃安，城已破了兩天，併成立了鄂東工農革命軍第一路軍。我帶去的七條槍，隨編入工農革命軍。不幾天，領導讓我回黃陂去組織隊伍，隊伍還沒組織起來，黃安的工農革命軍就遭受了失敗。我們那七條槍丟了五支，好多天以後，才由兩個人拖回兩支。

黃、麻起義失敗以後，我在黃陂會到了鄂東工農革命軍總指揮吳光浩同志①。＇吳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13日領導黃（安）、麻（城）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隨他一塊遊擊了些時候，形勢稍有好轉，我就決心回家鄉去再組織隊伍。我回去後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又組成了一支農民自衛軍。不久，反動派大軍來剿，黨的許多同志轉入隱蔽鬥爭。他們有的教書，有的務農，我沒有可以隱蔽的職業，就跑交通做聯絡工作。這時，反革命血腥恐怖，到處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我因做農民自衛軍隊長出了名，家不能回，職業也沒有，處境困難極了，今天這裡躲，明天那裡藏，多次遇險。那時我雖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沒有動搖。仗著自己懂一些軍事，膽子又大，百事不怕。從實際鬥爭中，我體驗到沒有槍桿子不能生存，四處活動搞隊伍。在敵人“清剿”過去後，奔跑著找過去的農民自衛軍隊員，秘密地組織武裝。活動方式，採取夜間集結，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長矛。那時自己還不懂得要建設一支什麼隊伍，革命處於低潮，隊伍總是拉不起來。自己就在這種苦悶中，度過了半年多。有時苦煩了，就吃上幾杯酒，想再轟轟烈烈搞起來，苦於沒有辦法。

1928年秋天，鄂東北地區的革命鬥爭又開始發展，黨決定恢復夏區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區區委書記。這是我頭一次擔負黨內的領導工作，好在這個區我熟悉，去了以後，積極開展工作，組織了秘密的農民協會，各項工作剛有起色，縣委又提出“年關暴動”的號召。因為條件不成熟，暴動搞了幾天，敵人一來，又失敗了。由於我在夏區工作名聲大，暴動失敗以後，家也被反動派抄了，親屬遭了難。無數革命同志流血犧牲，使自己開始認識到，革命不是兒戲，暴動不是鬧著玩的。革命不僅要有槍桿子，還要學會抓住槍桿子，開始認識到，打游擊是好辦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擊隊險些受到損失，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的批評，自己也認識到吃酒會誤大事，從此下決心戒了酒。

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經過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軌道，摸索到“邊界武裝割據”的道路。到1931年1月，便發展改編成為紅四軍。在此期間，我先後擔任黃陂縣赤衛軍大隊長，鄂東暴動委員會西南總指揮，黃陂縣獨立營營長兼黨代表，補充第六師（實際上是赤衛軍）師長，黃陂縣第五教導隊黨代表兼隊長，鄂東警衛二團團長。升級到主力紅軍以前，執行的是發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領導小型的游擊戰爭。1931年3月，我帶領警衛團升級改編為紅四軍十三師三十八團後，在反“圍剿”作戰中負傷。傷好之後，因不願離開由自己參加建立的部隊，團長、政委又都配備齊了，我自己提出願作副團長。做了三個月，才被調往三十六團任團長。先後參加一、二、三次反“圍剿”。1932年6月，四次反“圍剿”開始後，擔任獨四師師長、紅九軍二十七師師長。

1932年10月，我帶一個團去英山地區打掩護，此時紅四方面軍的主力突然西去，從此我和主力部隊失去了聯絡。在英山前後畈附近打兩天掩護，不見主力去向，我即帶七十九團（另兩個團被副師長、政委先帶走）翻過一座大山，擺脫了敵人的前堵後追，來到土門潭。路上遇著皖西北道委書記郭述申。我們一塊找到遊擊司令部，這才知道總部有指示，讓我們組織東路遊擊司令部，牽制敵人。並指派我為東路遊擊副司令兼師長（臨時組織一個師）。這時敵情嚴重，內部混亂，領導上不一致。轉移至土門潭東八里的地方，召開了行動委員會（這是按總部指示組織的，郭述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