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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你出去討飯回來了。吝積堂叫我暫時找個事，只要有飯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聽了他的話，就擔水賣。就在賣水的崗位上，由吝積堂、李樹珍（小學教員），介紹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是1925年4月。

儘管這時對黨的認識還很差，入了黨，思想上覺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裡看見了一絲光明。挑水賣每天可掙一串六百錢，我第一次交黨費，就是賣水得來的錢。賣水的職業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鋪上門了才休息。一擔水一百六七十斤，碼頭上的臺階六七十層，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壓腫了。十三天以後，累得生了病。這時吝積堂託四道生（共青團員）為我找個職業。我還在病中，吝積堂、李樹珍、田道生一同來看我。他們說四道生的四叔田澤庭在湖北二師劉佐龍的部隊有朋友，可以介紹我去當兵。我想：當兵也好，革命總不能一天到黑挑水賣。

病好以後，我就藉助四道生託的人情，在湖北二師二營六連頂替了一個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個月內不發餉，只管飯，我因頂的那個原是副班長，每月發八塊錢。可是，我不但撈不到這份錢，連賣水時積攢下的二塊多錢，全被一個叫陳德金的上士班長扣去抽大煙了。他看我是從鄉下來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結拜。其實，他想的是我的錢。每月一發餉，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費，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窮得我連交黨費的錢也沒有。頂著假名，心裡就不痛快，一個銅板拿不到，這兵有什麼幹頭，我見著吝積堂說：“這個窮兵我不想當了。賣水還可以交黨費，現今黨費都交不出了。”吝是個有遠見的同志，對我說：“革命要動刀槍的，你就藉此機會，靠上姓陳的學習軍事，沒錢交黨費，我替你交。”並說這是黨給我的任務。我對學習軍事技術也有興趣。於是下了決心，從步兵操典學起，還買了個本子，邊學邊記。陳德金是個老兵，軍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錢，教的也特別上心。由於我操課好，全連第一，半年以後，升作下士班長，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長。

湖北二師這個部隊，象當時所有的舊軍隊一樣，反動腐敗，軍官和士兵吃喝嫖賭抽大煙成風。我是個窮苦人出身，又是共產黨員，對這種環境很不習慣。過了一些時候，又厭倦起來。就在這時，1926年4月，吝積堂、李樹珍準備去廣東，要我一塊去，他們說，去了，革命軍要北伐，就參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黃埔軍校，或進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就隨他們一塊離開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們倆挑著行李，步行了一個多月，來到韶關。正巧，遇上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四團，吝積堂和李樹珍在這個部隊找上了熟人，認識一個連隊的師爺。這時我們才知道，革命軍北伐開始。黃埔已停考。我們會見了團部的黨代表，經過介紹，我被派在三營九連做代理排長。

這個連的連長是共產黨員，加我進去，全連一共有四個共產黨員。汀泗橋戰鬥後，我正式升任為排長。黨在這支部隊裡有合法地位，連長又是黨員，我心裡十分高興。闖蕩一年多，總算找上了革命軍。在北伐中，共產黨員都是起骨幹先鋒作用的。我這時已經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軍特別積極。我們這支部隊於10月進至武漢，繼又經修水、武寧、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漢，後又北進至河南洛陽。我先後參加了汀泗橋、武昌等著名的戰鬥。在轟轟烈烈的勝利形勢下，自己的情緒特別激昂、興奮。覺得革命有了希望，勞苦群眾有了出頭之日。從實際鬥爭中，進一步鍛鍊了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不斷地提高著自己的軍事素養。

正當我們從河南迴到武昌，準備東進的時候，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訊息傳來以後，軍隊中的共產黨員，開始疏散。我在組長鬍增欲的幫助下返回了黃陂家鄉。

這時黨在鄂東北地區，領導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響遍了四鄉。工作基礎最好的縣，當時是黃安、麻城。我的家鄉緊靠黃安縣，革命的影響也較深。自從北伐軍到武漢以後，黨在這裡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便大規模地開展起來。我回去時，好多村子都組織起了農民協會，鬧得挺熱鬧。從前和我一塊在武漢參加黨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鄉。他們知道我參加過北伐戰爭，又是共產黨員，便介紹我去黃陂共產黨縣委會。縣委的負責人，很熱情、親切地說：“來的正是時候，我們在組織農民自衛軍，正缺少軍事人才。”當時派我到河口區做農民自衛軍隊長。這是1927年6月。

農民自衛軍成立了，一共十三個人。沒有一支步槍，使的是刀、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