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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淮，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雲：“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儀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餘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餘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餘故扌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廟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西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西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餘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佈政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