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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大帝國就在眼前了。甘英出於多種理由把這個大帝國稱為“大秦”，共實就是羅馬帝國。當時，紅海邊的埃及也已被羅馬所佔領，那麼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紅海邊的羅馬，大半就是埃及。

於是，從《　後漢書》　開始，中國人已朦朧地把這兒作為西眺的終點。

甘英回來之後，中國人西行還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個叫杜環的軍人被西域的軍隊俘虜後曾不斷向西流浪，最後可能從地中海進人了」日卜。但這也只是從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測，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沒有把握。再往後，對於非洲，除了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繞道，鄭和下西洋時曾經抵達，中華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沒有與非洲有過實質性的溝通。據說宇航員從太空看地球時能夠辨識的影象是中國的萬里長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為何古代遺蹟在遠處會超過現代巨構，又嘆息數千年間它們共撐大下卻全然不知對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啟超先生在八十餘年前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歷史可分為三個大段落，一是“中國之中國”，即從與古埃及文明同時的黃帝時代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完成了中國的自我認定；二是“亞洲之中國”，從秦到乾隆末年，即十夕又世紀結束，中國與外部的征戰和溝通基本上侷限於亞洲，中國領悟了亞洲範圍內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可稱“世界之中國”，由被動受辱為起點，漸漸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歡梁啟超先生的這種劃分。

梁啟超先生沒有讀到二十世紀新發現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實，劃分有些簡單化，但基本上還提織寸的。十九世紀之前，中國與亞洲之外的國家關係不是很大，而十九世紀後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歐洲一些比較年輕的國家，與希臘沒有什麼牽涉．更不待說埃及。

從整體來說，交流總是好事，但是具體翅擠寸於佔代埃及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缺少交往這件事，又沒有必要作負面評價。路實在太遠，彼此牙良準抵達，兩種文明自成保守系統，幾乎不可能互相介人。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即使從今天已經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實用器物看，也沒有哪一樣會使中國佔代朝野欣喜，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礎；如果兵戎相見，那麼，中國皇帝不會遠征埃及是確定無疑的，而法老的船隊要到中國並戰而勝之，也幾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時代，這麼大的中國怎麼會在乎遠道而來的幾隻外國兵船？因此，中國和埃及註定不會成為盟友也不會成為對頭。這是相安無事的遠鄰，彼此不知對方的存在也沒有什麼不好．要知道時總會知道。近似人際關係，君子之交淡如水，何況是兩個一直沒有見過面的老君子，沒有必要太熱絡。國際政治更比人際關係講究實利，尤其是地緣上的實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式的情誼，在國際政治中很難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熱絡，也不容易破碎；不親暱，也不容易失望。中國古代與其他幾個文明古國交情不深，恩怨不大，這反而成了現在平和相處的基礎。中華文明承受過不少恩怨煎熬，現在煙塵落地，發現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著一種並不偏仄的客觀性，這正是今後發展的好兆頭。

不被熱情或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氣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開羅，夜宿晚53　巧ramide　，旅館

失落的背影

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的現代文化情況如何？這很難有統一的對比標準，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但諾貝爾文學獎畢竟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現代國際社會的審美接受狀態，如果獲獎者出自文明古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悠遠的呼應。埃及的納吉？　馬福茲《　Nag　〃　ibM　曲而似）便是其中之一，現在還活著。我很想與他炎談，一問，由於他年事已高，又曾嚴重受傷，見面需要在十大前向《　金字塔報》　一位叫馬維的編輯預約，我們已經等不得十天，只能作罷。突然聽說，開羅市中心的一家瀏、咖呵瀚曾是他天天必去的地方，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那裡構思出來的。我一聽就高興，覺得去看看這個咖啡館，可能比到他家還重要。他家住在尼羅河西岸，而咖啡館在河東，他每天必須走過兩座橋才能到達，第一座橋是由河西到河心島，第二座橋由河心島到河東。咖啡館坐落在著名的解放廣場北側，又小又舊，取名為阿里巴巴。

走過一條極窄的通道，爬，－七一個小木梯，就見‘間大約十八平方米的房間。有幾張咖啡桌，靠窗左狽歸卜張，是他的位置。從視窗往夕卜望，先看見隔壁一家皮貨店高掛的皮包，伸手就可取到。往前是一個地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