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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少年時代的課業，曾經得到當地一位官員的賞識。此人名李元陽，字中溪。他的一生與李贄極為相似：在中年任職知府以後即告退休，退休以後也以釋門弟子而兼儒家學者的姿態出現。據記載，他和李蟄曾經見過面。

由於李元陽的影響，張居正早就對禪宗感到興趣。這種興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職期間就和泰州學派接近，並且閱讀過王艮的著作，考慮過這種學術在政治上實用的可能性。也許，他得出的最後結論是，這一派學說對於政治並不能產生領導作用。也有人指斥張居正因為要避免學術上的歧異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顯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學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隱置於死地，但李贄則力為辯護，認為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

然則，張居正用什麼樣的理論來支援自己的膽識和行動？他的施政方針，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實現，必須在組織上作部分的調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團所奉行的原則，卻是嚴守成憲和社會習慣，遏制個人的特長，以保持政府和社會的整體均衡。張居正在理論上找不到更好的學說，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於合理和合法之間，經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他聲稱已身不復為己有，願意充當鋪地的席子，任人踐踏以至尿溺，這正和李贄所說不顧凡夫俗子的淺薄批評相似。張居正寫給李元陽的信，引用了《華嚴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涼門”兩句偈語，也就是說一當自己把名譽的全毀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涼的門徑。這顯然又是心學派的解釋：對於客觀環境，把它看成烈焰則為烈焰，看成清涼則為清涼。

張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類似於李贄在哲學上找不到出路。創造一種哲學思想比較容易，因為它是哲學家個人意識活動的產物。但是宣佈一種政治思想，以之作為治國的原則，其後果則為立竿見影，它必須在技術上符合現狀，才能推行無礙。在本朝的社會中，儒家的仁，類似於憲法的理論基礎。全國的讀書人相信性善，則他們首先就應該抑制個人的慾望，不去強調個人的權利。擴而大之，他們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職居顯要，也就不能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特權。例如東南各省本來可以由海外貿易而獲大利，但由於顧全大體，沒有堅持這種特別的經濟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國政治的均衡。在這種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政府中樞才有可能統一管理全國，而無須考慮各地區、各部門以及各個人的特殊需要。這是一種籠統的辦法，也是一種技術上簡陋和沒有出息的辦法。

在本書的前面幾章中曾不止一處的提到，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士紳的領導，村長裡甲的督促，他們才會按照規定納稅服役。在法律面前，他們享有名義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他們的得失甚至生死，卻常常不決定於真憑實據而決定於審判官的一念之間。本朝的法律也沒有維持商業信用、保障商業合同的規定，以此國際貿易無法開放，否則就會引起無法解決的糾紛。各地區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勵，因為會釀成分裂的局面。至於在文官集團內部，也無法透過組織系統集中這兩萬人的意見，必須假借諧音諷喻、匿名揭帖以及討論馬尾巴等等離奇的方法，混合陰陽，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間漸趨統一。以上種種情況，在長時期裡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脫節。治理如此龐大的帝國，不依靠公正而周詳的法律，就勢必依靠道德的信條。而當信條僵化而越來越失去它的實用價值，淪於半癱瘓狀態中的法律也當然無法填補這種缺陷。

如果本朝的統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圖改弦易轍，則必然會導致社會成員以自存自利為目的，天賦人權的學說又必然如影隨形地興起，整個社會就將遭到根本性的衝擊。但是這種局面，在歐洲的小國裡，也要在幾百年之後，等市民階級的力量成熟，才會出現，張居正和李贄正不必為此而焦慮。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長遠，他們企盼的自由，只是優秀分子或者是傑出的大政治家不受習俗限制的自由。

張居正是政治家，李贄是哲學家，他們同樣追求自由，有志於改革和創造，又同樣為時代所扼止。李贄近於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環境不容許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樣，從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構成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他察覺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別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棄孔子所提倡的仁。這樣，他只好在形而上學中找到安慰——世間的矛盾，在“道”的範疇中得到調和而且消失。這在心學中也有類似的理論，即至善則無形，至善之境就是無善無不善。

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