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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妓，數目就有五千多；一二九八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率軍進城時，就有八百多營妓隨行；一五六七年西班牙遠征荷蘭時候，就有四百個騎馬的營妓和八百個步行的營妓隨行。近代最有名的營妓制度是日本鬼子，他們把營妓叫做“隨軍慰安婦”。國民黨在大陸時，尚無此制，但高階軍官不愁沒女人。社會學家陳達，在《浪跡十年》中，有“某師長攜眷行軍”（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一條，說：據說：遠征軍某師長，由雲南調赴緬甸時，路經安寧縣，向當地某保長為其夫人要求鋼絲床。攜眷行軍，事屬罕見，且過奢侈生活，更駭人聽聞。日本人行軍，部隊中預備妓女，其他各國未聞有攜眷行軍者。

事屬“攜眷行軍”，尚不得以營妓相稱也。

中國古代的營妓，照林語堂《蘇東坡傳》所說，“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紀的管仲時代，他設營妓來鼓舞軍人”。這話是有問題的，林語堂顯然沒讀懂了古書。管仲治齊國，設有“女閭”，“女閭”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許的窯子，而是官辦的窯子。這是中國最早的“公營企業”，開辦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堅瓠集》續集裡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可見“女閭”只是公娼，但並非營妓。

真正“設娼妓來鼓舞軍人”的，乃始於“臥薪嚐膽”的那傢伙。《吳越春秋》說：“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遊之，以娛其意。”《越絕書》也說：“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置山上，以為死士，未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勾踐所以遊軍士也。”所謂“使士之尤思者遊之，以娛其意”，所謂“遊軍士也”，顯然就非營妓莫屬了。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書》（墾令篇）中的一段話：“令軍市無有女子……輕惰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不淫。”從這段話中，可知古代“軍市”本就有女人，不但有女人，並且可供農民兼用，這種軍民不分，今天的馬祖“軍中樂園”，竟得其遺意焉。

《萬物原始》說：“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這是營妓制度化的進一步演變。但《漢書》李陵傳（李廣蘇建傳）說：“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這又是例夕），大概是出征軍人不得“攜妓行軍”的緣故。《南部新書》說：“〔唐〕張褐尚牧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為假子，居將淮間，後褐尚死，仁龜方還長安，曰江淮郎君。”這種記錄，都是營妓的遺痕。但是享用營妓者，都是高層人士，顯然不是阿兵哥。

鄧之誠《骨董瑣記》卷四，有“宋官妓營妓”一條，說：

宋太宗滅北漢，奪其婦女隨營，是為營妓之始。後復設官妓以給事州郡官幕不攜眷者。官妓有身價五千，五年期滿歸原察。本官攜去者，再給二十千。蓋亦取之句欄也。營妓以句欄妓輪值一月，許以資覓替，遂及罪人之孿乃良家繕獄候理者。甚或掠奪誣為盜屬以充之。最為批政。南宋建國，始革其制。

但是“南宋建國”後，並非就沒有了營妓。吳自牧《夢梁錄》明有“紹興間，楊沂中因駐軍多西北人，是以於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杭之瓦舍，城內外不下十七處”的記載，可見營妓之風，正是方興未艾。

據《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元年：“詔裁造院女工及營婦配南北作坊者，並釋之。聽自便。”再據《宋史》張邦昌傳：“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仗脊配車營務。”這些記載，都是營妓的證明。高層人士不但搞營妓，與營妓談情說愛的亦不乏人。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墓誌銘“朝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誌銘”中記張瑨“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就是例子。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說：

《澠水燕談錄》雲：蘇子瞻通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雲：“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