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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而是透過對弱勢群體的重新肯定來顛覆的。無疑，這也使尤鳳偉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帶著明確的“載道”功能，即，還歷史和現實以道義上的公正——當然，這只是尤鳳偉所認定的一種“公正”。對此，尤鳳偉自己曾說：“我們已有的‘有板有眼的史’常常是無板無眼的，離真實史況相距遙遠，有權立史的人確實將史當成一個‘隨人打扮的小姑娘’，這一點恐怕不需要論證。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小說中的史就不單單是對現有的史補充的問題，而是匡正。”所以，他直言不諱地強調，“儘管‘文以載道’在許多人眼裡已成過時皇曆，但我依然認為我們中國人的歷史與現實都不輕鬆。完全輕鬆的寫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應該介入歷史，並具有一種清醒，透過作品將這種清醒傳遞出來，在真正的史學家缺席的情況下這種傳遞尤其重要。”

透過對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匡正”來進行“非輕鬆”的寫作，以此表達自己作為一個精神勞作者的社會良知，這既是尤鳳偉的人生信念和寫作理想，也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最為核心的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場。葛蘭西曾以非常辯證的方式說到，知識分子有認識，但沒感覺；人民有感覺，但沒認識。因此，當前者與後者分離的時候，每一部分只掌握了真理的一半。知識分子需要參與人民運動，至少了解他們的運動，而人民也需要高度的知識修養，直到高階發展階段，這種差別的消失，進入沒有階級的社會。儘管這種看法有些烏托邦式的嫌疑，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知識分子必須充當人民的喉舌，必須傳遞弱者的疼痛，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職責。“責任感，這是一個對所有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都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知識分子是權力和群眾之間的中介。”薩義德也認為：“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動地不願意，而是主動地願意在公眾場合這麼說。”尤鳳偉沉入民間社會的一個重要使命，其實就是利用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特有的說話方式，努力介入到“權力和群眾”之間，透過對“群眾”（即民間百姓）真實精神的敘述，明確地體現自身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批判姿態。所以，無論是在“抗戰系列”還是在“土匪系列”的小說中，尤鳳偉都是明確地撇開那些既定的歷史觀念，自覺地站在民間立場上，選擇一種與主流觀念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價值觀念進行著敘事的重構，展現作家自身所認定的真實歷史，尤其是對生命中各種潛在人性的獨特體察。即使是在“反右系列”和“文革系列”的小說中，尤鳳偉也都努力迴避正面的宏大歷史場景，而是透過那些看似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讓他們用自身的悲苦命運來傾訴歷史對每一個普通人所造成的身心摧殘，讓他們用非人性的人生際遇來痛陳歷史的巨大劫難。

這種民間化的知識分子立場，決定了尤鳳偉所敘寫的疼痛不是一種俯視性的道德關懷，而是一種源於自我內心的悲憫情懷，是作家對不合理的現實秩序的自覺抗議。但是，我們又同時發現，在這一立場中，尤鳳偉由於過度信賴自身的體恤性情感，導致了他的很多作品對一切弱勢群體給予了無邊的認同與關懷，而缺乏對民間精神形態進行有效的審視和批判。其實，民間化的社會盡管存在著許多值得關注和重新認定的合理之處，存在著那些話語主宰者所不具備的、或者說強權群體所普遍缺乏的人性品質和倫理操守，但是它也同樣存在著許多詭異、乖張和淺陋的成分，甚至還是一個“藏汙納垢之地”（陳思和語）。所以，對於一個時刻以公正與合理作為思想標尺的知識分子來說，也必須對它們給予客觀而敏銳的展示和批判。但尤鳳偉對此顯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至少沒有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進行富有創見的深度質疑。他的不少小說都帶著鮮明的道德化色彩，不僅創作主體的情感取向愛憎分明，而且在敘事話語中也常常是感情的認可取代了必要的理性審視，缺乏像魯迅那樣集高度感性與高度理性於一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辯證思維。雖然在一些作品中他也發現了民間社會中的某些痼疾，如《龐跑婆婆》中龐跑婆婆對自己“聲譽”的拙劣維護，《旅遊》中“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主任”老藏因為沒有及時“揪出”馬相義而痛心疾首，《準警員》中表弟對“警員”角色的偏執狂式的證明，《合歡》中夏發子對自己無賴秉性的展露，《圓圓的天空》中李樹生對非人性的婚姻的霸權式控制，《沉默的格》中母親與福浩為姦情而對宗德實施非人性的殘殺，《山地》中光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