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頁)

腳步聲。一會兒門被推開，進來的是校辦秘書潘林。潘是校編委，我和他認識，我斷定那張“有事到大學辦公室一談”的字條是出自他手。而看見我他並不打算和我“一談”，而是用平淡口氣問句：周文祥最近考慮過自己的問題沒有？我說一直在考慮。他說桌上有筆有紙，寫一份思想彙報。我心裡納悶，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這兒寫思想彙報呢？我說我前天剛把一份思想彙報交給系黨總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煩地說，叫你寫你就寫，這份彙報材料是學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寫了。這時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寫彙報是假，把我安撫住是真。果然，我剛在紙上寫了一個“思想彙報”的題目，走廊上又響起了腳步聲，很重很凌亂，是皮靴在水泥地上發出的鏗鏘聲。我的心往上一提。門被推開，擁進三個穿藍棉製服的警察，潘林對著我把手一揮說：這就是周文祥。一句話又完成了一次交接。兩個警察走到我跟前一個扭了我的胳膊，一個從檔案包裡掏出逮捕證，向我宣讀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雖然這時我已經對逮捕有足夠心理準備，可一聽罪名我的頭就轟地一聲炸響，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懼怕的罪名，能招致殺身之禍。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銬是什麼時候銬上了我的手腕。緊接著便是搜身。一個警察將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揚手丟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彈了幾彈掉到地上。看著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從中來。我意識到學生生活將一去不復返了，儘管這與逮捕判刑相比實在算不上什麼，可我還是感到無比的悲傷和痛心。他們又將我裡裡外外亂摸一氣。摸出的學生證、借書證、記分冊、指甲鉗、零錢及飯菜票等胡亂丟在桌子上。最後又抽下我的腰帶，同樣丟在桌子上。他們做這些“老本行”事情時顯得十分的熟練，三下兩下就完。搜查完畢兩個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儘管我手提褲子十分的狼狽，可我沒忘記和黃斌老師告別。但黃垂著頭，不肯響應。

我被押出辦公樓天已經亮了。正是學生在食堂吃早飯的時候，校園空蕩蕩的。一輛黑色轎車已經在樓前臺階下待命。向我宣佈逮捕的那個警察拉開車門，把我推了進去，他也跟著上了車。車裡已有兩個人，一個是司機，另一個是穿黃軍裝的武警戰士。警察和武警戰士將我夾在後座的中間。警察又將他的檔案包蓋在我的手銬上。車開了，我看見是開向西校門。說來也真是一種諷刺：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坐小轎車；頭次坐要去的地方就是監獄。車向前開，路上有三三兩兩的學生在奔走，有的是去食堂吃飯，有的是吃完飯從食堂出來。這時我不禁又想到馮俐，想到平日裡我們相聚食堂時的美好時光，我十分渴望她能行走在路上，讓我在離校之前見上一面。儘管我知道這個機緣的機率很低，可還是將熱切的目光盯向車外。路上的學生見轎車開來好奇地向裡面張望。這時我突然明白警察為什麼要將檔案包蓋住我的手銬。欲蓋彌彰。我腦子裡倏地跳出這個字眼，這個字眼就像一顆骯髒的果子被人強塞進我的口中，噁心之極卻又必須吞嚥下去。如果說在這之前面對逮捕我恐慌過畏懼過痛苦過，那麼這時佔據我內心的已經是深深的厭惡與憎恨了。當西校門現於眼簾這一刻我想哭泣，我想號啕大哭。我熱愛K大，無比珍惜我的大學生活。但這一切都隨著車出校門離我而去，這一切將永遠離我而去。今後只能存留在記憶中。但是我會回來的，一定會回來，只要我尚有自由的一天，我就要回到K大校園，而且我要從這西校門進來。

這就是我離開K大時心中所想，無訛無妄。儘管這一切我記得清晰，但卻無濟於事，這不是審訊人員指定的日子。他們要我交待的是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這三個日子。其實我也知道這不是一道無解的題，有解在我的日記裡。日記裡記得很詳細，只要翻翻日記……可我的日記不在身邊，它仍然在我床下的書箱裡，還是已被公安局的人搜走？我不得知，也無從得而知。為此我向崔老請教。崔老說被捕後搜查是必不可免的，日記這類重要證據肯定已落入審訊員手裡。我問能不能向審訊員討回看看。崔老搖搖頭，說有句俗話叫：一字入公門十牛拉不出。我還不明白，問既然日記在審訊員手裡，為什麼還問我哪天哪天都幹了什麼事，難道他們不會自己看？崔老笑了笑，說連這也不明白可真是個貨真價實的書呆子。經崔老的一番點撥，我像被啟蒙的學童一下子明白了許多事。我曉得無論如何要把那幾個日子回憶起，然後再一五一十向審訊員交待，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我的態度好，才能證明我對自己的問題是“竹筒倒豆子”（這是審訊員的口頭禪）。於是我想啊想，一天到晚就像靈魂出了竅。一次放風結束我竟怔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