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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為如今的民主是誰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

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整掉了某些共產黨員的“三個主義”就會萬事如意，不，不會的，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麼全國普遍都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缺陷的問題。

有頭腦的人，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沒有權利什麼也辦不好，社會會瓦解或出現“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學的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大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歷史系高雲純。

做了抄錄之後，我突然感到將這大字報刊發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於內容的尖銳程度，而是立場有問題。他的批評是站在共產黨的對立立場上對社會主義體制加以否定，對共產黨加以否定，恐怕這就出格了。共產黨整風，歡迎大家提批評意見，卻不是想讓人掀出歷史的舞臺。想到這兒，心裡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擔憂：如果像高雲純的批判者多起來，又會導致什麼樣的局面呢？轉而又想，或許共產黨不會介意，作為一個強大的執政黨，應當有充分的自信對待不同意見，哪怕是不同政見者的意見。

又繼續抄了一會兒，看大字報的師生愈來愈多起來，熱烈地議論著。我忽然發現校黨委袁書記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態沉靜地看大字報。在K大張校長是一把手，掌管學校一切大權，但大家都知道張校長與袁書記關係密切，全國解放後兩人便成為搭檔。張每調動一次工作，必定向組織提出讓袁做他的副手。於是張從高教部調K大當校長，袁也就來當了書記。在K大，兩人的關係似乎成為戰友情誼的一段佳話。這時看到袁我想到昨天採訪張校長不成的事，覺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採訪採訪他。即使不宜刊載，也可以摸摸領導層的態度。我堅信張袁兩人的意見會完全一致。我從人群中擠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紹說我是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這時一個認識我的同學又對袁介紹說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編。袁鄭重地看看我，問你就是貼第一張大字報的周文祥同學？我點點頭，袁沒再說什麼。我趕緊提問，我說袁書記看了大字報能談談你的看法嗎？袁沉吟一下問：你是問大字報這種形式還是指內容？我說兩者。顯然我的提問引起了在場人的興趣，或者說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齊把目光注視過來。袁頗有風度地笑笑，然後抬手拍了幾下掌，隨即轉身離去。袁的拍手舉動開初使人們怔了一下，當有所意會後，便不約而同地向離去的他鼓起掌來。這場面令我十分地激動，我堅信校領導的態度已盡在袁無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見到程冠生，他焦急地問我到哪裡去了。我說抄大字報了，我又說飯後到編輯部對稿件做最後一次篩選。他說好。程冠生又說今天《人民日報》仍然沒社論。我說那就原計劃不變了。吃飯時我眼光四覓，沒找到馮俐，她沒回校。我說過這時候不回來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還沒結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氣，心裡悵悵的。我知道與別的都無關，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將最後一篇稿件《大地》創刊詞寫完。大家傳閱後提出幾處修改意見，我改過。《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結，大家都感到輕鬆，也有些振奮，畢竟幹完一樁我們認為有意義的工作。我說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蘇英在後面。這時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張題為《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的大字報，便問蘇英認識不認識系裡的一個叫高雲純的人，蘇英說咋會不認識，高是給她們班講課的一箇中年教師。蘇英問高雲純老師怎麼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報情況對蘇英講了講。蘇英說文如其人，高雲純不寫文章便罷，一寫肯定便是這樣的。接著她便將所知道的高的情況做了介紹。高的父親是上海一家紗廠的老闆，他於解放前夕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一九五四年回國，由人介紹到K大教書。這人性格直率，口無遮攔，從來不參加政治活動，卻自稱是一名不同政見者。總之，屬怪人一類。說完了高雲純講師，蘇英又問我這星期天餘下的時光要幹什麼。我說沒什麼事。她說咱們去打乒乓球吧。我說我對打乒乓球沒有興趣。蘇英說要不去湖邊看釣魚。我說我對釣魚也沒興趣。她哼了聲，譏諷地說你是隻對談戀愛這一件事感興趣，難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說完便丟下我走了。想想蘇英說的也不錯，我的心思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