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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長噓了一口氣。望著牢城裡一排排齊整的監舍，還有再抬抬眼就看得見的那圈高牆以及高牆之上那一片蔚藍遼闊的天空，我覺得很親切，心裡也很踏實。我將這裡不加保留地接受下來，視為家一般的歸宿地。這看起來荒唐可笑但卻是真實無訛的。後來我想這種心理一定是來源意識深處那久久的企盼，因為入獄不久我便清楚自己的去處已不會是K大，也不會是家以及其他什麼地方，去處只會是勞改場所，是遍佈於中國的勞改場所中的某一個。就是說從那個時候清水塘已經向我發出召喚，何時到達只是個時間問題。另外，我這種以農場為家的意識或許還與我所經受的監押有關。那別出心裁磨礪神經的審訊已使我的精神幾近崩潰，使我感到無比的痛苦與厭惡，只想早早地結束儘快地離開，於是乎在逃逸的嚮往中勞改農場就成了一塊令我心往神馳的福地了。是這樣。

這塊福地如同所有勞改農場無例外的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被高牆、電網、崗樓圈圍起來的牢城，再就是牢城外面無邊無際的田地。這兩部分恰也體現出犯人在這裡的基本境況：一是被羈押，二是被強迫勞動。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是無法描敘犯人在監獄以及勞改農場（包括勞改工廠、礦山）的生存狀態的，也無法將這兩者加以比較區分，只知道都是關押犯人的地方，不曉得不同在何處。不同在於監獄的功能是撬開在押犯人的嘴巴，將他們從未決犯過渡到已決犯，而勞改農場則是已決犯服刑的地方。“坐監”是對在監獄關押時的犯人的真實寫照，而“勞改”則是對犯人在勞改農場生活境況的一種概括。兩者對局外人來說也許含混不清，但對局內人卻是涇渭分明的。如果讓犯人在“坐監”與“勞改”兩者中選擇，我敢說十有八九會選擇後者。犯人在監獄等候宣判時命運未卜，精神上備受煎熬，度日如年。而到了勞改農場，命運甫定，判了多少就是多少，原先繃緊的神經便鬆弛下來。即使從犯人的身體角度看勞動也是優於靜止不動的“坐監”，犯人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的時候才會懷念“坐監”時日的“輕鬆”，這也是一閃念的事，不足為憑的。當然漫長沉重的勞改過程也會對人的精神造成一種內在損傷，那就是變得麻木冷漠變態以至智力上的嚴重退化，我所認識的許多難友在後來回顧自己數十年勞改生涯時頭腦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對於我，也許須歸功於草廟子看守所那種強追強憶的審訊強化鍛鍊了記憶力，這使我對後來總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勞改過程至今尚能保留較為清晰的記憶。只要閉上眼睛，那些在各勞改農場經歷的事情便浮於面前，一幅幅一幀幀，就像輪次抖開的畫布，有形有色有聲。當然這不表明是什麼好事情，更不值得炫耀。對美好往事的回味會使人感到滿足與充實，有一種人生的成就感。而被苦難往事的糾纏卻只能使人傷感，以致對自己的整個生命加以否定。生命便被蒙上一層灰濛濛的色調。也有人說苦難是一種財富，乍一聽這話會覺得很富於哲理又十分的達觀，但只要稍加斟酌便會對這種論調不以為然。我想，說這類話的人要麼並沒經歷過真正的苦難（抑或曾給別人製造過苦難），要麼經歷過苦難而苦難卻已將他的精神變得麻痺，不健全。當然任何事物都會有意義上的另外派生（如毛氏辯證法中著名的“壞事變好事好事變壞事”的論斷），即便如此，事物的本來面目卻不會變。就像惡魔就是惡魔，天使就是天使，白晝就是白晝，黑夜就是黑夜。我甚至如此憤憤不平，假若再有人巧舌如簧說什麼苦難等於財富，那就把他請進監獄或勞改場所裡，讓他將那些“財富”一點一點的受用，且一直受用幾十年。也有人說不要對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於懷，母親打了自己的孩子可畢竟是孩子的母親。這話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也情意綿綿，可仔細一斟酌就覺得味道不對了，甜膩得讓人作嘔。凡事總有個起碼的公道，都知道人間最無私的愛是母愛，假若母親能下得了狠手將孩子置於死地而後快，那她壓根兒就不是什麼母親，這樣的道理再平常不過。讓人不可理解的是這種“母親打孩子”之說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這就不能不讓人感嘆人怎能如此的自輕自賤。另外還有一種論調是應該將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忘卻，丟到腦後向前看，時代都要跨世紀了，還有什麼必要翻弄那些陳芝麻爛穀子呢？這種說法倒確有一種灑脫之氣，而我要說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人也未見得不想在有限的餘生中“瀟灑走一回”，問題在於歷史是一種客觀存在，並不是想忘卻就能忘卻想回避就能迴避的。就說我自己，每當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群馬般從遙遠處奔騰而來，我是極不情願的，極力加以揮斥，可每每無濟於事。往事像一隻按進水裡的葫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