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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堂裡一眼便見到了馮俐，我端著飯走過去，與她同桌吃飯的女生們一如往常見我便含笑走開。我亦笑笑向她們表示致謝。馮俐顯得神情恍惚，眼圈發黑。她看我一眼，問我著涼了沒有。我說沒有。她掰了一塊饅頭遞給我，說她吃不了，讓我幫她吃。我接過來。問她今天干什麼。她說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說你想怎樣？她看看四周，然後壓低聲音說我想讓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問有事嗎？她說你不能再繼續滑下去了，得離開。這時她用異常溫存的眼光看著我，說你聽著，到了舅舅家給你自由。啊，自由。自由這字眼是我和馮俐之間的專用詞彙，我當然能夠明白此時馮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我頓時熱血沸騰，心猿意馬起來。要不是已講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廠，我會馬上丟下飯碗與她直奔校外。她見我不語，問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說出要去印刷廠的事。她半晌不語，一口一口喝著稀飯。我也不知該說些什麼能讓她高興起來。過會兒她放下碗嘆了口氣，說：從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隨和，而骨子裡卻很強硬，誰也別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隨你吧。她說這番話聲調平和卻透著傷感。我問：你要一個人去舅舅家嗎？她說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問：為什麼？她的眼裡閃著淚光，說：我欠你的。我一時不解，反問道：你欠我什麼呢？她低下頭，哽咽著聲音說：別問了，以後我只要求你一件事，無論要做什麼須提前告訴我，你寫大字報座談會發言，寫什麼說什麼都和我說一說。我說行。她說別食言。我說保證不食言。

去印刷廠。一進車間便感到氣氛不對頭，排字班的工人師傅以異樣的眼光盯著我們。程冠生說師傅們我們是K大學生，是《大地》編輯部的，來校對清樣。請問清樣出來了嗎？一個五十多歲的長形臉師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亂七八糟的稿件問是不是這些東西？我和程冠生對視一下目光，然後走到案邊翻看稿件，我說就是的，清樣在哪裡呢？一個三十多歲模樣很端莊的女工厲聲說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別指望我們給你們印刷。這話一下子使我們明白《大地》的處境了。程冠生趕緊解釋，說這都是幫助黨整風的文章，是完全出於黨的要求不是反黨。長臉師傅大吼一聲：住嘴，別以為我們印刷工人不認識字，不認字當不了印刷工人，你們汙衊黨，破壞黨的威信，說共產黨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紙黑字，瞞得了誰？！這時許多工人從車間各個角落聚攏過來，將我們包圍在中間，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覺得眼下有點“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的景況，三十六計走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說既然師傅們誤會了我們也不勉強，我們回去了。但工人不放我們走，將我們圍堵在車間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擠，邊擠邊說請師傅們讓我們走。那長臉師傅似乎擔任著什麼職務，發號施令說：同志們，我們印刷工人和黨心連心，決不能聽任反黨分子對党進行攻擊，現在我們召開現場批判會，把他們的反動言論批深批透（後來知道這個說印刷工人和黨心連心的長臉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長臉師傅的話音一落立刻就有幾個強壯工人扯著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將我倆提到一輛平板車上，車體晃動使我們險些摔倒。呼起了口號。居高臨下，我看到四周黑壓壓揮動著拳頭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頭會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擊，我似乎意識到眼前的一切或許是今後命運遭際的預演。工人們開始批判，一個接一個發言。高亢的鏗鏘的尖厲的男聲女聲在高大車間裡形成強烈的迴響，就像一場驟起的風暴，在這風暴中我能分辨出來的惟有兩個字：反黨反黨反黨……直到從廠裡狼狽逃竄出來這兩個字依然在耳畔轟響。

——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這一天，我多麼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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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京畿鞦韆架

五

過了春節，北京的天氣漸漸回暖，放風的院子已見不到雪跡。仰望方天，滿眼碧藍。日光已能在放風時間裡將犯人的棉衣曬透。這使我們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實也無須多求，一碗飯食一縷陽光而已。

對我的審訊繼續擱置。看到同監犯人頻繁提審我竟然有一種受了冷落的感覺。我已透過陳管理員向審訊員報告，說我已經回想起他們要我說清楚的那幾個日子，儘管事實並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還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繼續回憶），但案子的懸而未決確實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審才能早結，我盼望早早出獄。我也堅信能夠出獄。可審訊員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將我忘卻，或者有意將我丟在這裡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