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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了這次行動的初衷。

新頭目道長也忘記了自己的責任，裝聾作啞。24號監室一切恢復到往常，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後來從犯人的私下議論中我才曉悟出事情的癥結：那就是這夥“人民的敵人”心中尚存有一絲憐憫之情。大家清楚，小咬的這項新罪一旦得到當局的確認，必死無疑。小咬固然可惡可恨，可一想到將由一顆子彈結束一條命，不管怎麼說也有些於心不忍。再退一步說，即使小咬大罪當誅也不該由這夥犯人將他推上斷頭臺。這種想法很符合犯人心理也符合我的心理。

但後來出現的事實卻讓我們犯人大惑不解：在經過一兩次審訊之後小咬的預審終結，接著便被轉往北京監獄。走的那天他被戴上了腳鐐，他成了重案犯。24號監房裡的犯人心裡都沉甸甸的，關於小咬參與強姦的罪行究竟是哪個犯人向當局告了密？這是個謎。

——六月二十八日？這個日子同樣像一隻斷線的風箏在記憶中無影無蹤。我仍須以老辦法進行搜尋。

六月下旬對我以及許多積極投身整風運動的師生來說情況十分糟糕。我們已陸續被劃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並開始接受批鬥。這個過程不是一句兩句可以記敘清楚，只因與審訊員問及的日子沒有關聯，因此可以從略。令我瞠目結舌的是K大一把手張校長終於表態亮相了，那是在一次全校範圍的批判右派分子大會上。張聲色俱厲地向全體右派發出警告，說右派分子必須懸崖勒馬，否則矛盾就要變質，那就要把你們送到公安局。張校長這樣說，事實上也是這樣做，幾天前學校保衛科便將一名右派教師一名右派學生送到了公安局。那教師不是別人，正是歷史系那個寫《有頭腦的人，不要那麼想》的中年講師高雲純。關於高雲純被打成右派前後過程在K大有許多說法，也別具一格。他公開講他給共產黨提意見並非出於幫助整風的目的，而是要亮出自己的政見。他說他的行為也可謂是“自投羅網”。開始劃右派被定為右派的人都覺得自己冤枉，惟獨高雲純不喊冤叫屈，他講如果把右派定義為不贊成共產黨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的話，那他就是個右派。他認。且痛痛快快地簽了字。想想高這個人的確有些“各色”。不知道在全國範圍內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沒有高這種型別。被送走的學生姓黃，哲學系的，家庭貧僱農出身，他本是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他反對搞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結果被認為是立場不穩，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當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認錯。最後讓他在一間屋子裡反省，並派人監視。後來因一件小事和監視他的人打了起來，他打不過那人，就拿出一把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就被定為右派行兇。學校讓公安局來人將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黃以“右派殺人”罪被槍斃）。這件事令人驚駭，K大曆任校長都從反動派鎮壓民主運動中保過學生，如蔡元培、胡適等都曾親自出面將被關押的學生保釋出來，從未聽說有哪位校長主動將自己的學生送進“局子”去。而這位張校長就開了先例，也令世人開了眼界。從這次全校批判大會後，大小批判會便在校園一個接一個。

我記得我的第一次批鬥會是二十二日上午，範圍是全中文系。系總支副書記孟廣琦在頭一天通知了我。當時我想不通，思想很牴觸，我問孟廣琦是否要穿上棉襖，他反問天熱了還穿棉襖幹啥？我說穿厚一點抗得住擊打呀。他好長時間沒吭聲，我不知道他這時心裡怎麼想。後來只說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許久也沒想出他的話表達的是啥意思。

二十二日早飯時間在食堂裡見到馮俐。自從被劃為極右，我不想連累她，不僅公開場合不找她說話，私下裡也儘量避免與她見面。她卻不管不顧。不論公開還是私下都主動找我。看見我她端著碗走到我的面前，這時周圍許多人一齊把眼光投來，她一副視而不見的神情。對我說她已看到中文系貼出來的會議佈告，說她也要參加。我吃了一驚，說你不是中文系的幹嗎要參加。她說要參加，要將《大地》稿件的真相公佈於眾。她說的《大地》稿件本來是與她無關的，可後來就有了關聯。這期間發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創刊號被印刷工人拒絕後帶回了學校，根據當時馮俐舅舅那裡得到的內部訊息，我有意將稿件擱置。但編輯部的人一致意見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馮俐得知後自告奮勇擔當刻蠟板的工作。說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邊照顧舅母邊做。大夥贊成。當時我覺得馮俐的態度有些異常，不對頭，卻也沒往深處想，便同意了，將稿子給了她。她拿走了稿子，從此便沒有下文。催她，她就說快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