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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後來形勢發生逆轉，她也沒將稿子刻出來。編輯部的人慶幸說幸虧馮俐磨磨蹭蹭不上緊，否則印了出來事就大了。可這時我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馮俐是採用這種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籠。但事情並沒完結，中文系總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團”材料時，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馮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黨總支經一番密謀，打聽到馮俐舅舅家地址，趁馮俐在校時派人去了，欺騙說馮俐讓他們來取一份材料。舅母是位賢良女性，壓根兒沒把這事往欺詐上想，便開了馮俐住的房間讓他們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這樣進了系黨總支的檔案櫃裡，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團”一份重要的罪證。因為材料是“匿藏”在馮俐舅舅家的，馮俐的舅舅也為此擔了干係，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馮俐說要將真相大白於天下，事實上是一種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黨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行事，他便不會以一般的道德準則來規範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對馮俐說了，可她不聽，堅持要參加會議。她說人可以容忍誤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陰謀必須揭穿。我在心裡暗暗叫苦，想馮俐咋這般與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別人積極時她消極，別人退縮時她卻頂風上，完全的不識時務，亂彈琴。為了阻止她的盲動，我嚴厲相告不許她參加批判大會，堅決不許！她生氣了，說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飯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裡亂極了，我的情況已是死豬不怕開水燙，頂頂要緊的是不能讓馮俐陷進去了。當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對我對她舅舅都有一種內疚，她覺得是由於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難。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即使沒有她的錯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難逃的。不是有句古語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

我想我必須阻止她的盲動。不許她自投羅網。我苦苦思索著阻止她的辦法。看她那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樣子，再勸說下去已是無濟於事的，何況批判會很快就要開始，再找她也沒有時間了。我一邊思索一邊向宿舍走去。看來人的大腦一旦開動起來還是能想出相關辦法來，關鍵是緊要關頭要懂得另闢蹊徑。我另闢的蹊徑是：既然是開我的批判會，我不參加，不就開不起來了嗎？開不起來馮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嗎？對，逃會。我幾乎不考慮逃會將給我帶來什麼後果，便當即做出逃會的決定並立即付諸行動。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動還是自由的，校方和系裡尚未派人監視。我走著走著便改變了行進方向，從兩座宿舍中間插向通往西校門的路。

我心裡很緊張。都說做賊心虛，我沒有做賊咋也心虛呢？直到順利出了西校門，才輕輕吐了口氣。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個問題：出逃的這一天該怎樣打發呢？去頤和園吧。已春暖花開，頤和園正是遊覽的好時機。這一兩個月來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暈頭轉向了，就藉機好好放鬆一下吧，把什麼都丟到腦後，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賜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歡欣一番，不想別的，只想眼前的風景是多麼壯麗，想拂面的春風多麼和煦，想寬闊的湖面多麼清澈，想人間生活多麼美好。這種趨美的意識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時也是虛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種強迫意識在驅使。不真實的東西註定不會長久，積聚心胸中的灰濛濛的色調漸漸擴散開來，一絲一縷將眼前的美麗仙境覆蓋起來。春夏之交我覺得自己置身於嚴冬中，寒冷徹骨。心重得像灌了鉛。這一刻我感到無助無望，感到心灰意冷。望著微波盪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歸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讓我警覺，潛意識中對死的拒斥對我當頂一擊。我恐懼地戰慄著，我站起身，離開水邊。這次對死亡的淺嘗輒止可以說對我的終生進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夠在後來漫長的煉獄中苟延殘喘而得以存活下來。

從頤和園回到校園我似乎是大病初癒，一種頭重腳輕的感覺。我踏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時分。宿舍裡只有李德志一人，他還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進屋只是抬眼看看，接著又低下頭去。在這次運動中他也未能倖免，與別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來確有點戲劇性。他就像一個慵懶的永不出窩的兔子，一出窩就被逮個正著。我躺在床上，一會兒就睡著了。醒來窗外已經昏暗，宿舍裡連李德志也沒了影兒。是吃飯的時間，這時我才想到自己連中午飯也沒吃。我爬起來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門口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塊走進食堂。儘管我倆都成了右派，但友誼繼續，也不做出疏遠的樣子給別人看。吃飯的時候程冠生告訴我今天批判會的情況，說我的逃會行為使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感到震驚。他說我完全沒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