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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誰能說改造沒有成效?
七九年為辦理“改正”事宜我來到K大。這時我已年近半百。歲月悠悠我尚能記得當年離校時發的誓言:我一定要回來,而且從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門回來。所以能記得我想可能緣於離開時的心情過於激憤。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我的心情竟然十分的平靜,沒有不平的憤慨,也沒有漫長勞改歲月一直充填於胸的屈辱,沒有這些,有的只是一絲淡淡的哀傷,抑或是這一點點的悲憤也不當有,因為緊接便發生了一件頗具喜劇意味兒的事:在校園走時我突然發現迎面走來我的一個同班女同學,高高的個子、眉目俊秀,梳一條長長的髮辮。我衝她叫聲:陶燕。不料這女生不僅不應聲,倒出現一副驚訝的模樣。我趕緊說陶燕你咋啦,我是周文祥啊。這女生說老先生你認錯人了,陶燕是我的媽媽。啊,我張張嘴說不出話來,頭腦也立刻清醒了。原來我把陶燕的女兒當成了當年的陶燕,我墜入了時空隧道,一下子倒回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發生這等荒唐事,說起來讓人難以相信。老了,老了,在勞改農場我曾未覺得自己老,在經歷了剛才這一幕後一下子覺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再了。這時我感到一種真正的悲哀,為自己的這一生。
當然獄友們總還是有機會(如校慶等)聚會見面的,關係親密的也時常有一些走動。見面都還保持著在勞改農場時相互交換資訊的習慣,只是現在的資訊已不再是“某某人被關小號了”、“某某人逃跑被打死了”、“某某人自殺了”、“某某人服刑期滿了”之類,而換成“某某人回校工作了”、“某某人找了個寡婦結婚了”以及“某某人病逝了”等等。資訊的不同自然證明了處境的不同。“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從勞改農場回到社會的確是換了人間。感觸是很多的,即使說出來局外人也難以理解。
說到我自己,自然首先須從我始終深愛著的馮俐說起——一九八二年春節過後,趁學校開學前的一段時間我到晉城,這時馮俐離世已有十五年光陰(馮俐若能活著業已到了刑期)。可以說晉城之行成了我“改正”後這若干年的一塊心病。每當假期到來之際我便迫不及待想趕到那裡,而當真要起程時卻又打了退堂鼓。坦白地說,我懼怕晉城,那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恐懼。每當眼前出現那座被雪塵瀰漫著的“晉監”,我便如同掉進冰窟窿一般渾身冰冷。當然意識中我也清楚晉城必定是我的再訪之地,不可逃避。去是遲早的事,卻未料到一拖就是四五年。
相同的季節,晉城也如同上次那般被風雪所迷漫。還有“晉監”,一切都竟然未變。接待我的仍是當年那位段監獄長,他看上去老了許多。露在警帽外面的鬢角像撒了一層鹽,也胖了許多,腹部裹在大號警服裡,看上去有些腆。有句話叫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概人老了也是類似的情況。段監獄長對我的態度十分和藹,先詢問了我的一些狀況,接著便談到了馮俐。
他說馮俐的事讓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她的死不是獄方的初衷。他說晉監後來進駐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檢視過所有犯人的案卷後,認為馮俐是死不悔改的反動派。並認定獄方心慈手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最後由他們做主將馮俐處死。段監獄長說話時我一直沉默無語,因為我知道人死了說什麼都屬多餘。等段監獄長住口後我問馮俐還留下什麼遺物沒有。段監獄長說遺物早已被她的家人取走。這倒是確實的,一九八○年去上海見到馮俐母親,她曾談及馮俐死後她趕往晉城為女兒善後。我又對段監獄長說我聽說馮俐執行後被剪下一綹頭髮,不知是否有這回事?段監獄長說他不清楚是否有剪下頭髮一說。又說按慣例對女犯應該是這樣,但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反派操作,他們又不懂司法方面的事。我又問獄方是不是一無所知。他說完全不知情。我心想這個問題再追問下去段監獄長也不會改口了,便作罷。我又說上次接見馮俐曾對我說她在獄中寫了不少文字,這個當時在場的人員也都聽見了,我希望能把她的這些遺文交給我,馮俐囑託我替她蒐集起來出一本書。我說現在馮俐已經平反昭雪,她生前的願望應該得到實現。段監獄長沉吟片刻,說馮俐確實寫了許多文字,但犯人在押期間寫的任何文字都須入檔,而一旦入了檔就不能隨便拿出去了。段監獄長的話使我想到那句“一字入公門,十牛拉不出”的話,也就明白段監獄長所說並非虛妄之詞。於是我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獄方能把我說的這部分文件借出來看看,我抄一份帶回即可。段監獄長聽罷搖了搖頭,說很抱歉,我們無法滿足你的要求。我問為什麼?他說這樣同樣不符合保密規定。這時一股火氣衝上我的頭頂,我想咆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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