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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才極力安慰我。他說他是在我樂嶺認識並愛上了我，又在永樂縣等待著與我的團聚，這兩個帶樂字的地方，不正昭示出他的人生註定會其樂融融其樂無窮嗎？

王妃說這話的時候，我眼前便浮現出張撰總是蕩著笑意的彌勒佛似的圓臉，我想也許是他想透過自己的笑來禪釋他的“美無所不在”的理論吧。也許是這樣的。他和王妃的愛情儘管以悲劇結束，但卻是很美很美的。為什麼不可以這麼認為呢？

陡然響起的廣播聲使我和王妃同時從往事的遐想中回到現實。廣播說那列西行的火車很快便要開出。王妃慌慌張張伸出手與我道別，之後急急匆匆向月臺前方奔去。我沒有動，靜靜凝望著她那裹著長羽絨服的俏麗身影，直到這身影在一節車廂的門口消失。接下去便是在電影中已司空見慣的鏡頭：主人公（王妃）剛剛登上火車，火車便緩緩向前開動。望著巨如蟒蛇般向前蠕動的列車，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一個嚴重的錯失，沒有向王妃索要她的聯絡地址。這意味著這次與王妃分別後再也不會有重逢的機會，想到這裡便感到無限的失落與憂傷。儘管我也曉得這意想多少有些沒來由。這時漸漸加速的列車已經駛離月臺，被車身捲起的風拂起了月臺上一層厚厚的積雪，雪塵又立即將整個月臺瀰漫住，我只覺滿眼都是茫茫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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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為題材的《中國一九五七》，是歷時三年寫成的，中間也做了一些別的事。但主要精力還是放在這部作品上。現在出版面世，這碼事也就算了了，後面的一切也是“該怎樣就怎樣”了，似沒有多餘的話要說。評價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本人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不是今日讀者和批評者的事。因為作者、讀者與批評者都難免有著各自的現實侷限性，更何況還包括著人們通常所說的話語禁忌，言說有礙，難入其裡。那麼真正能夠評價作品的又是什麼呢？我想是歷史。在若干年之後，當今日的現實變成了歷史，那時審視一部作品就有可能做到客觀公正。就如同一尊被拂去塵埃的塑像顯現出其本來面目。有言曰當代不修史，也可延伸至當代不鑑文。儘管這說法很悲觀，很無奈。讓歷史認同這是我一直遵循的創作理念。為歷史負責，為歷史存真。我希望自己能夠像一個天真無邪的孩童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盡情坦陳，也就是所謂的童言無忌罷。如果我的言辭含有虛假、矯作或誇大其辭的成分，那就不是一個好孩子，思想就這麼簡單，說出來會貽笑大方。

說到歷史，人們或許會問《中國一九五七》是屬於現實題材還是屬於歷史題材？這就牽扯到這兩種題材有什麼約定俗成的界定。這一點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分葉，如果現實與歷史兩種題材也依照這種劃分慣例的話，那麼將這部《中國一九五七》歸於現實是沒問題的。然而也不是不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提出問題：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著名運動距離今天已將近半個世紀了，似乎已從“現實”遁於歷史的煙塵中。另外通常的說法也是將那場運動歸為“歷史事件”。如此說來將描述那一“歷史事件”的文學作品歸於歷史題材，也沒什麼不可以。當然說到底這也不是個非得較真的問題，不管歸於何方關鍵還在於作者的寫作態度，在於作品的品性與形態。事實上對於這部《中國一九五七》而言，我既是作為現實題材又是作為歷史題材來處理的，我的態度是立足現實，面對歷史。

有人問你沒有經歷過反右運動也沒有被勞改管教過，怎麼卻要寫一本反右的書並且將全部背景放在監獄和勞改場所裡。我清楚問的人並非不曉得小說不等同於自傳體文學，小說可以從“非我”處獲取素材，可以虛構，這個都懂。我想問這話的人之疑詰肯定不在這裡，而是明瞭對於一個極其特殊的題材而言，非經歷寫作是相當困難的。我想就是這個意思，也確實是這樣的情況。那場古里古怪連當事人今天想想還仍然發懵的運動以及不置身其中便無從體察的勞改生涯，作為寫作題材確實是特殊的。沒有親身經歷而進行寫作十分困難。需要有知難而進的勇氣，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但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讓有親身經歷的人來進行對他們而言並不具特殊性的題材的寫作將又會怎樣？自然要便當得多。一切（真實的經歷真實的感受）都在記憶之中，用時可以像從銀行提款那般呼之即出招之即來。

寫作能在這種狀態下進行真是福氣多多，輕鬆自在（對寫作過程而言），且容易將作品寫得真切感人，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同時也會有一種天然的信任感：人家本身就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