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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杼的臣下勸他把硬骨頭晏嬰殺掉，崔杼說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嬰有民望，殺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據近代中國的史學家范文瀾（1893—1909）考證，齊在吞併了萊夷的土地後，在漁業和鹽業上大獲其利。此外，最初用來指代鐵的是“銕”字，一般認為這也是萊夷的地方產業。而在###萊夷中立有功績的晏氏先祖獲得了監管這些地方產業的職位。如果是這樣，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漁業、鹽業、造鐵等團體。崔杼所說的“民”，可以具體解釋為晏氏一族產業下的從業民。

人們開始察覺到集團的力量。此前的集體是村落等生活性質的，後來產生的集體有了職業性質。像史官們也有了自己的集體組織，這從崔杼的小故事裡就可以看到。因為晏嬰是大規模產業集團的首領，所以，甚至是敢殺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動他。

提到職業集體化，我想說的是，孔子也帶領了這樣一個團體。孔子的出身，按當時的觀念，是比晏嬰還要低很多的低層。《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記有

從春秋到戰國（7）

——孔子貧且賤。

著者史學家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儒教已成為國教。《史記》中天下之主為“本紀”，諸侯為“世家”，其他人為“列傳”。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諸侯的孔子，理應被列入“列傳”才對，然而司馬遷特別地設立《孔子世家》，這是崇高敬意的表達。然而他對孔子的出身又絕無任何粉飾的舉動，這是繼承了賭命書寫崔杼弒君的齊國史官的傳統。

孔子幼時喪父，母親沒有告訴他墓在何處。母親死後，他總算是從曾參加過葬禮的車伕母親那裡打聽到了父親的墓處，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親並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如同《史記·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時玩過家家的時候就擺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禮和祭禮。白川靜氏（1910—2006）推測孔子的母親可能屬於巫一類。

冠、婚、葬、祭的禮儀對這個時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們希望能夠根據專家的指導來實施。禮儀中一定要有音樂的伴奏。孔子異乎尋常地重視禮樂，深信可以藉此保持人類社會的秩序。不妨視他為禮樂這一職業團體的掌門人。而要指導禮樂，不會讀書寫字是不行的。出身貧賤的孔子之所以能讀會寫，是因從事禮樂的職業而習得的。他也是一邊教門人讀寫，一邊自己開始學習。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並不滿足成為區區一名禮樂的職業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魯國國祖周公的追求當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樣誇張的神人雜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間，把世間變為人類的世間。《尚書》中就記載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禮樂也被認為是周公所定。

魯國現狀距離周公的理想相當遙遠。周公的“禮”指的是秩序，而在魯國，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孫、叔孫、孟孫——壟斷了政治。三桓最有實力的季孫氏則是臣下陽虎掌握了實權，這種下克上的現實與周公之禮不合。孔子為君主權力的迴歸和周公理想的實現，參與了實際的政治。然而卻失敗了，他不得不離開魯國。

如前所述，孔子意識到社稷之上還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應侷限於魯。孔子的願望是透過更強大的晉或楚實施他的理想，把影響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天下。所以，被魯驅逐對他來說不算是傷筋動骨的挫折。十四年間他在各地流浪，遊說諸侯。而當時政治形勢很複雜，他甚至在陳、蔡等地差點遇害。

於是，孔子放棄了業已失敗的政治活動，回到了故鄉魯國，傾力於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編纂《尚書》、《詩經》等工作。他的語錄《論語》是由弟子們收集整理的，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釋“仁”的時候，雖然弟子們說法各異，但這是人文主義。怎樣以人的身份存在，這是儒家研究的問題。

如果以“仁”為中心來考量一個人，諸侯和實際當權者中會有不仁，無名庶人中也會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關係，孔子視人不以貧富貴賤為差別，他認為仁和不仁才是為人的衡量標準。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導，正是孔子的觀點，但這和他所說的秩序卻是相矛盾的。他反對三桓的專橫，嘗試恢復君主權力就是以禮——即秩序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為標準。不過，君主的權力恢復後，政治應由近仁之人來輔佐，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須得到君主的信任，而並非源自血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