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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他們的選擇。不過，這種尊重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否認大多數知青同樣有重新選擇生活道路的權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報紙為了宣傳上的需要，不惜對來稿削足適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報刊登了本市知青、當時在齊齊哈爾電視臺工作的章琦的一封來信，題名為《我要繼續戰鬥在大興安嶺》。章琦閱後大為不滿，為此先後給報社和###中央領導人###寫信，反映問題。他在致報社的信中說：

今年三月七日，《××報》在一版發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讀者來信，一看標題，我的心就涼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涼了。

我不得不遺憾的指出，貴報編輯這樣想當然改稿做法，是實在要不得的。不能為了宣傳就不顧事實，隨意改寫，這對黨的新聞事業會造成嚴重的損害。請你們把我的原稿和報上發的稿核對一下，裡面幾乎沒有我的原話了。我真難以相信，這篇稿是我寫的。容我直率地說，這是一篇編輯摘取我稿中的隻言片語，憑“合理”的想象編造出來的稿件，此稿違背了我的原意，並與客觀事實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沒有“我要繼續戰鬥在大興安嶺”的字樣，連這個意思都沒有，可是這句話不僅成了標題，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說：“按照有關規定，我爸爸已向廠裡提出了申請，廠裡已經把申請報上去了，不久就能批覆。”可是編輯卻改為：“父親的廠裡也同意招收我進廠，只等我作決定了。”我原稿根本沒說：“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別生活和戰鬥了十年的大興安嶺，心中又有點捨不得”，“大興安嶺比上海更需要我”，“於是我決心繼續戰鬥在大興安嶺”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勸說知識青年別鬧事，要珍惜安定團結局面，要往遠看，要向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學習。為了表明我的決心，我決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並不等於就在大興安嶺啊！如果說“我要繼續戰鬥在黑龍江”，則還可以。　。。

城市颶風（6）

章琦原信表示自己不回上海接父親班，並希望知青不要鬧事，要珍惜安定團結局面。但編輯仍覺不不滿意，於是大筆一揮，連編帶造，硬是要塑造出一位立志紮根邊疆的知青光輝形象。###在章琦的來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編輯同志刊登讀者的來信，在文字上作點修飾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實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尊重事實，向一切讀者負實事求是之責。

圍繞章琦來信展開的小小糾葛說明，“###”中輿論宣傳習於說假話、空話、套話，甚至隨意歪曲事實的歪風，並沒有隨著“四人幫”退出歷史舞臺而完全消失。對個別編輯者來說，“###”中那種實用主義的工作方式早已駕輕就熟。然而，他們恰恰忘記了，報紙的生命力所在，是“向一切讀者負實事求是之責”。

從1979年春節過後到第二年夏季，報紙上關於“紮根”的報道連篇累牘，城市中的返城風也經久不衰。從3月1日至3日，哈爾濱市下鄉知青，每天聚集數千人至數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門前請願，要求解決回城、安置就業問題。

請願知青主要對國營農場宣佈從3月1日起停辦病退或困退手續的做法表示不滿。哈爾濱市委對此事很重視，及時召開了各區知青辦負責人、各大工廠負責人會議，強調加強對本區、本廠下鄉青年及家長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們以大局為重，珍惜安定團結的局面。市委領導在接見請願代表時，明確表示不贊成###鬧事，並重申市委的意見：按照政策，有計劃、有步驟地安置知青返城。3月8日，市委領導和知青辦負責人再次與知青代表進行座談，希望青年顧全大局，克服暫時困難，安心本職工作。在這次風波中，一些鬧事知青一度採取了攔截無軌電車、推翻小汽車等過激行動，但由於省市領導從全域性出發，對知青積極說服教育，進行對話，使事件很快平息下來，鬧事知青基本上返回原單位。當然，關於從3月1日起停辦病退、困退的“一刀切”做法也得到糾正。

這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農場知青集體到省委門前請願的事件曾產生較大影響。這些知青多數是“###”初下鄉的，時間長的已14年。他們返城無門，加上有關部門在返城政策上出爾反爾，引起這次歷時近1個月的請願。其間，知青們舉行了靜坐、###。據說34名知青絕食、絕水4天，生命垂危後被送入醫院。

這次請願活動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據中發〔78〕74號檔案，派出包括省委常委、農墾局局長在內的聯合調查組，專程赴知青比較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