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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再逐步商調。京、津兩市都按協議安置了與上海知青結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後來又不同意這些青年調滬。於是，這些上海知青因愛人已離開農村，自己帶著孩子，無法維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雲南農場知青一鬨而回。雲南水利二團乾脆給每名知青發300元退職費，將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爾後，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卻不同意安置。當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雲南時，雲南又不收。這些青年說：“同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為什麼有兩樣政策？”

這一時期的知青請願活動，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

（1）從分散到聯合。以往，不過三五成群，分散活動，沒有組織，至此趨向於聯合，成立了“知青遺留問題聯合委員會”；每個區設立了聯絡員，募集到一定經費；每次活動，先在區裡集中，然後奔赴指定地點。

（2）著重於宣傳，擴大影響，爭取輿論同情。如有的知青採用乘車不買票的方式，向售票員和乘客訴說他們的困難；他們要求每個知青動員一名家長加入行動，年歲越大越好；他們還揚言要天天組織活動，直到市委領導主動去找他們談判。

（3）為了解決生活費來源，採取了一些措施。如組織去安徽、浙江、廣州或上海遠郊區長途販運副食品；組織人從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編結絨線、刺繡等手工活；或做小買賣。據說，也有個別人搞違法活動的。

針對知青要求返城的強大呼聲，有關部門也提高了宣傳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調門。1979年6月15日，復刊伊始的上海《青年報》在“志在四方，重返邊疆”的標題下，刊登1957年周恩來為祝賀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該刊的題詞。1957年12月，周恩來得知上海有4500多名青年上山下鄉，曾專程趕到上海郊區，探望插隊學生，並應上海《青年報》的要求題詞。題詞中希望知識青年“在同農民共同勞動和過集體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勞動觀點和群眾觀點，把自己逐漸鍛鍊成為既有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知識的集體化農民”。該報在為此發表的評論中稱：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上海青年沒有辜負毛主席、周總理的期望。在兩百多萬（這一數字應包括部分郊區農村青年）奔赴邊疆、內地的青年中，湧現了一大批像楊永青、魚珊玲、顧雪妹、梅繼林那樣的先進人物。該報呼籲那些不符合政策回滬的知識青年“迅速返回自己原來的戰鬥崗位，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慰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　。。

城市颶風（5）

幾個回滬就業後又要求重返邊疆的知識青年顧生髮、陳靜芳、鍾洪森等人，被樹立為新楷模。1979年3月上旬，陳靜芳從貴州湄潭茶場回滬，頂替父親進了工廠。據報道，她返城以後，目睹有些人一味從個人利益出發，颳起“回城風”，給上海造成不必要的困難；有的人為了達到回城的目的，不講最起碼的道德風尚，拋棄戀愛多年的物件等社會現象，頗為氣惱。陳靜芳原與一個當地青年締結戀愛關係，為了返城，只好舍他而去。返城以後，又為此懊悔不已。最後，她考慮再三，決定不能給國家增添麻煩。於是放棄頂替，重返第二故鄉，在那裡安家落戶上海《青年報》，1979年6月15日。。

鍾洪森是上海市六九屆初中畢業生，1970年到雲南省景洪農場，成為一名割膠工人。1978年底，農場颳起“回城風”，他曾“帶頭參加鬧事”。第二年3月，離開了雲南。回滬後“整天待在家裡，心中非常苦悶”。他在表示重返邊疆的決心後曾這樣寫道：

有人講我會後悔。要說後悔，那就是去年年底“回城風”中我參加鬧事，做了一件對黨、對人民都不利的事。我要拿出實際行動來改正這個錯誤，返回雲南，建設邊疆。上海《青年報》，1979年6月15日。

其實，許多知青在返城前後的心態都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因返城夙願終於實現，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對那些關心、幫助過自己或在艱辛歲月裡共患難的農民，在感情上又難以割捨。但對絕大多數知青而言，這種感情上的依戀遠不足以構成他們脫離農村的羈絆，當然也有個別青年，返城後已難以應對人生道路的新挑戰，他們或者在喧囂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農村文化長期薰陶後無法適應城市文化的氛圍，或者在求職、住房等方面屢受挫折，或者竟是與農村的戀人舊情難斷，或者基於其他什麼原因，反正是“心裡非常苦悶”，最終選擇退回農村的道路。這樣的知青，在整個群體中無異於九牛一毛。縱然如此，人們也應該理解他們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