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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居住地的區別，也不僅僅是就業、工作性質、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區別，而且是一種身份限制。這種身份還具有繼承性。城鎮青年下鄉時，雖由城鎮戶口改為農業戶口，但在他們身上，仍承受著國家予以非農業戶的餘澤。他們名義上是“農民”，卻保留著檔案，有專門的管理系統，有安置費、補助款，有國家平價補助的糧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時的專門指標。乃至最後，國家按照對城市人口實行“統包統配”的舊模式，將他們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鄉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們的父輩是農戶，所以他們也就天經地義地被認為應該務農。

許多回鄉知青渴望改變這種千篇一律的命運，他們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奮締造更燦爛的明天，然而在舊體制的包容下，這種理想不過是海市蜃樓。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才逐步衝破了城鄉間的森嚴壁壘，也為農村知識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來越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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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風采（1）

1979年8月17—30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在北京召開了部分省、市、自治區上山下鄉先進代表座談會。當時，席捲全國的知青返城風氣勢正盛。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聞單位作好宣傳報道，進一步發揮先進典型的社會影響，宣傳上山下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於是，肯定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宣揚知識青年“紮根農村不動搖”，便成為會議的基調。

座談會邀請了21個省、市、自治區的33名下鄉、回鄉知識青年。他們是：邢燕子、侯雋、程有志、蔡立堅、邱家恆、周秉建、洪調研、何營、王朋森、戈克儉、趙軍翔、高崇輝、張志龍、紀慶勤、嚴洪華、高康良、周學俊、談龍如、王老虎、張克難、劉敢庭、曹小平、陳躍文、招漢銓、戴彩潤、傅衍彭、辛溫、居元、劉裕恕、張革、孫立哲、魚珊玲、肉孜古麗。會議開幕後，又補入河南省的薛喜梅。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鄉知青2人，城鎮下鄉知青32人；“###”前下鄉、回鄉的知青11人，“###”中下鄉的知青23人；年齡最大的39歲，最小的23歲；下鄉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人民日報》，1979年8月23日，8月30日。。因此，這是一次以老知青為主的座談會。代表中，既有邢燕子、侯雋、程有志、魚珊玲、蔡立堅、孫立哲、辛溫這樣早已聞名遐邇的人物，也不乏多年默默無聞的後勁新秀。大多數代表的名字對全國知識青年來講還是陌生的。

座談會的高潮在26日。這天下午，###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餘秋裡、###、王任重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34名知青代表併合影留念。華國鋒講話中稱：大家很關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搞對了，還是搞錯了？我們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對的。無論是從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來看，還是從加強國防來看，都需要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去。如果說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有一些缺點和毛病的話，那麼，我們加以改進就是了。李先念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是正確的，取得了很大成績，效果是好的。當然，缺點也不少，特別是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現了不少問題。但不能因為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則將知識青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巨大作用歸結為四條：（1）為中國青年找到了一個為祖國、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的正確方向。（2）促進了中國社會風氣的進步。（3）為發展社會主義農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為人民創造了財富。（4）向農村傳播了知識。他也批評了知青的返城風，說他們“自己把自己的光榮歷史丟了”。

儘管在此以前，###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在談話中多次提到，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這條路走不通了”；1978年中發74號檔案也承認：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這一次的公開表態則很明確，即上山下鄉的方向正確，成績很大，不能否定。但是聯絡到當時返城風越刮越猛的社會背景，對座談會的召開和所要突出的重點，也就不難理解了。

據報載，與會代表在受到中央領導人接見後，以非常喜悅的心情表示了堅持上山下鄉道路的決心。1958年回鄉務農的邢燕子為自己當年帶頭走這條路，並再次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激動不已。她徑取自己的名字自喻，表示“要和千千萬萬只燕子繼續展翅高飛”。侯雋的文化底子比較厚，思路也就顯得獨出心裁，她竟把上山下鄉比喻為“一個好孩子”。按照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