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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帽子。這是其一。

其二，農民是勞動者。這話固然不錯，勞動者、勞動，都是應該受到尊重的。但這裡的問題是，它是把知識分子作為農民的對立面而言的，農民是勞動者，所以知識分子就應該向農民學習，那麼知識分子是什麼呢？難道不是勞動者嗎？難道只有農民所從事的那種直接勞動、簡單勞動才是勞動，才值得讚美，而同樣為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所需要的間接勞動、複雜勞動、文化性勞動就不是勞動，就應該遭受排斥和無情的踐踏嗎？應該指出的是，這種看法，本身就是農民意識的一種典型表現。

其三，將存在於一些知識分子身上的農民意識，與農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徵混為一談。潛臺詞是：農民自私，知識分子就不自私嗎？可是農民身上所有的優點，知識分子又哪裡具備呢？

將知識分子作為農民、作為勞動人民的對立面，這是改革開放之前幾十年我國宣傳工作上一個顯著特徵。這既是農民意識的一個典型表現，也反過來加深了農民對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的敵意，人為地擴大了雙方間的隔閡，這與“消滅三大差別”的口號，已經是背道而馳的了。這便產生了理論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鄉知青，便處於這種隔閡之中，他們具有的文化優勢不僅得不到發揮，反而成為必須甩掉的包袱，必須改造的罪過。由此而來的第二個問題便是：

（二）怎樣與農民結合？

“結合”其實是個很模糊的概念，怎麼樣才算是結合了？用當時常用的政治術語表述，就是和農民站在同一個立場上了，可是農民的政治立場與工人階級的立場並不能完全畫等號，而且，即使是工人階級的立場，在當時風雲變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沒有明確的標準。那麼，和農民一樣，就算是結合了嗎？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臉朝黃土背朝天，沒有哪個知青甘心一輩子過這樣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擔心會像農村婦女一樣，圍著鍋臺轉上一生。

一個1965年下鄉，在農村度過十餘年的知青深有感觸地對筆者說：“我認為知識青年的悲劇就在於，他們要想在農村有所作為，就要與農民融為一體，可是知識青年無論如何也無法將自己與農民融為一體，”這的確是很多想在農村有所作為的知識青年都曾經歷過的苦惱。這裡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農民對知青的戒備、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農民和農村幹部，對於讀過書的人，哪怕他原來就是自己本鄉本土的子弟，也懷著相當深的疑忌心理，這種隔閡有利害關係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遠非單純熱情的知識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說在傳統的農村社會中，對秀才們多少還存在某種敬畏，還不敢過分加以侵害的話，對於知青，就連這一層顧慮也不存在了。

誰改造誰（4）

從切身利益上考慮，農民和社隊幹部當然不歡迎知青回鄉，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幾張嘴，他們認為這給他們增加了負擔，“是國家揩生產隊的油”。不少隊幹部擔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強，會搶了自己的烏紗帽。即使沒有存此念頭，也擔心知青不好管，“回鄉幹部架子大，回鄉學生不聽話，回鄉軍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說到了，知青對農民尤其對幹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慣，愛提意見，當時又正值“四清”搞得農村幹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瞞產私分或假公濟私的舉動被揭發。

知識青年看不慣農民，農民同樣也看不慣知識青年，不僅看不慣青年的亂提意見，也看不慣青年的“說話咬文嚼字”、“拿腔作調”、“臭要面子”、“窮講衛生”等等。他們出於本能，感覺到知識青年與自己不是一類人，他們對文化和有文化的人從來懷著一種偏見，當時的政治氣候對這種偏見也起了某種助長作用。一面動員知青回鄉，急切地希望他們在農村安心紮根，一面又在宣傳中有意無意地為二者間的矛盾加溫，這種南轅北轍的事，在那個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數知青自覺地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改造，變成了地道的農民，但農村中強大的家族、宗族勢力，也未必就能見容於他們。這種宗族勢力在解放後雖然屢遭打擊，卻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非同族的異姓農民尚且要受排擠，又何況知青。

許多知青的熱情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冷卻了，但他們也因此而真正瞭解了農村和農民，並在這一過程中成熟起來。

（三）在學校學得的文化知識有什麼用？

這也可以說是知識青年在農村能否發揮作用，怎麼發揮作用的問題。與前一個問題一樣，它也貫穿於知青運動的始終。國家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