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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以貫之的思想。曲折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的誓詞中，就有“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願”之類的響亮口號。他們行抵目的地後，在致同學的信中又提出：“戰爭爆發之後，我們就作插向修正主義肺腑的尖刀。戰爭不打，二十年內改變全蒙面貌。”《飛向草原的雄鷹——記到內蒙插隊的第一批首都中學紅衛兵》，《兵團戰報》、《中學紅衛兵報》合刊，1967年11月1日。區區十個人的先遣隊，下鄉伊始誇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壯志，在後人眼裡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嘗不是當年青年學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態的真實寫照？1967年底，中蘇關係瀕於破裂，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波及中蒙邊界。到牧區插隊的知識青年，感染到這種氣氛，從而賦予上山下鄉以更為強烈的政治意義。他們天真地認為，自己的舉動將推進世界革命的程序。於是以一種極度誇張的口吻宣佈：“草原是屬於我們的，祖國、世界是屬於我們的。”這與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錮，盡染東方一片紅”的思想也如出一轍。

保證國不變色、黨不變修，曾是青年學生投身於紅衛兵運動的重要動機。自60年代初起，隨著“階級鬥爭”的觀念瀰漫到包括文化、###門在內的社會生活各領域，所謂“###”、“亡國”、“資本主義復辟”等聳人聽聞的警語不再被看成是無稽之談。“###”的爆發，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使青年學生以為，身體力行捍衛革命事業的時機終於到來。當上山下鄉的先行者們踏上漫漫征途時，頭腦中縈繞的仍是這個念頭。如火如荼的批鬥“黨內走資派”狂潮，顯然強化了他們的“反修防修”意識和責任感。既然連那些爬雪山、過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紅軍、老幹部們都成了蛻化變質的“走資派”，對沒有吃過苦的青年來說，如何反修防修，不是一個擺在面前的更為嚴峻的課題嗎？沿著這個思路，不由得感到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的論述有著深刻的含意。並且認為，解決反修防修問題，首先必須解決世界觀問題。於是，抱著改造世界觀，肩負反修防修任務的決心，自願報名上山下鄉。

無論是充當毛主席的紅衛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樣”在“###”風暴中翱翔，還是自告奮勇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安家落戶，“老三屆”學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鍛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因為誰都知道，毛澤東曾就培養接班人途徑做過明確說明，即這樣的接班人只能在群眾鬥爭中產生，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鍊中成長。1967年11月，當北京千餘名中學生報名奔赴內蒙和東北時，就有人向《兵團戰報》記者表示：“內蒙、東北是反修前哨，環境最艱苦，階級鬥爭最尖銳複雜，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鬥爭，只有在艱苦的環境裡才能鍛煉出堅強的接班人。”

“老三屆”的足跡（4）

不過，許多學生當初未必認真思考過，“接班人”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實際上，毛澤東所指的“接班人”，並不是普通的工人、農民，而是可以信賴的掌權者，是領導幹部。所以他的關於接班人的五條標準規定：他們必須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是黨的###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以後的日子裡，儘管培養“接班人”始終是大事宣傳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之一，但它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卻消失殆盡。事實一清二楚，絕大多數青年下鄉後只是充當簡單勞動力，真正能成為“接班人”的卻寥若晨星。

對毛澤東的迷信與崇拜，也是“老三屆”學生積極捲入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精神動力。前文提到，青年學生這種人格上的缺陷在“###”前已經鑄成，“###”的到來，只不過給它提供了惡性發作的機會。在這方面，倡導上山下鄉的“造反派”學生領袖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在運動初期，他們都有過一段受“###”、身陷囹圄的經歷，只是由於毛澤東力挽狂瀾，才使他們在政治上獲得“新生”，一躍成為令人欽佩的“革命造反派”。這種頗帶戲劇性的變化無疑增加了他們對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紅衛兵報紙在報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動下鄉事蹟時，總是會畫龍點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將從白色恐怖的深淵裡解放出來”《兵團戰報》、《中學紅衛兵報》合刊，1967年11月1日；《紅衛兵報》，196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