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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儘快穩定下來，是會奏效一時的。不過，由於這種做法完全脫離農村的經濟條件，也不考慮知識青年本身存在的差別和實際利益，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就註定了它虎頭蛇尾，難以為繼的結局。

安置的方式（5）

一些地區的知識青年曾經自發地試行過類似於“合作互濟”的經濟管理辦法，無不以受挫告終。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旗阿爾山寶力格的36名北京知識青年，在1969年初第一次年終分紅時就組織了以大隊為單位包括若干集體戶在內的所謂“小共產主義”的經互會。經互會宗旨是：發揚階級友愛精神，統一管理勞動所得，按照大家的實際需要支配。經互會設經委會，選出三人管理小組。經委會的六條公約是：經委會是在自願基礎上成立的群眾組織；自願加入，退出自由；每一個成員都要積極參加集體勞動；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費，大件東西由集體統一置辦；提倡勤儉節約，反對浪費；健全財會制度，定期公佈賬目。經委會成立後，除每月十元生活費外，還負責支付知識青年探親路費、傷病者醫藥費、服裝費。然而，知識青年思想狀態本來不一樣，有的自覺，有的不夠自覺；個人情況也不同，有的年年探親，有的二三年才探親一次，在家逗留時間也長短參差；有的人愛惜衣著，有的則不太愛惜，個別人認為，壞了沒關係，反正有經委會。這樣一來，個人的實際收入與支出明顯脫節，長此以往，就在“小共產主義”的軀殼內打入了分裂的楔子。所以，儘管經委會的管理小組恪盡職守，知識青年們還是感到在經濟生活上過於受拘束，要求解散的呼聲漸起。在宣佈解散以前，這個經委會竟堅持了三年之久李仿：《小共產主義》，《草原啟示錄》，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頁。。應該說已是一個奇蹟！

知青集體戶中一度流行的“共產”風，是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首先是歷史的條件，主要是指長期以來學校中按部就班實行的理想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集體主義教育、階級友愛教育；其次是現實的條件，主要是指“###”初期平均主義思想在社會各領域的高揚。最終，知識青年的這種“烏托邦”傾向被嚴峻的現實生活一掃而光，他們的頭腦也比較清醒起來。而曾經洋溢在知青集體內的互相理解、互助互愛、同甘共苦、扶貧濟弱等等高尚品性，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當“共產”風陷入沉寂後，集體戶知識青年普遍依照“按勞取酬”的原則領取個人報酬，同時共同分擔集體戶的必要支出。與此同時，知識青年間因為鬧糾紛，導致集體灶散夥，每人“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勞動、生活自顧自的現象益發普遍了。

（二）農場（兵團）知青的安置

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知識青年參加農場建設。1962—1966年，國營農場累計接收安置了42萬城市知識青年此據國務院知青辦編：《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統計資料》，第3頁。《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頁則說有25�7萬人。。

“###”開始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規模迅速擴大。截至1972年底，到國營農場和生產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已有200萬人，約相當全國城鎮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總和的1／4此數字系1962—1972年合計。目前兩組資料略有差異。一組是國務院知青辦《1962年至1972年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情況》（1973年6月）提供的，稱全國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總數為873萬人，內到生產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的207萬人（佔總數的24％）；一組是國務院知青辦編：《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統計資料》（1981年3月）提供的，稱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總數為845萬人，其中到生產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的196萬人（佔總數的23�2％）。。這以後，多數農場、兵團人員極度飽和，安置知青人數劇減。整個“###”期間，安排到國營農墾系統的知識青年近250萬人（約為下鄉知青總數的18％）此據國務院知青辦編：《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統計資料》，第2—3頁。《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頁則說有220萬人。。各墾區接收知識青年的人數是：黑龍江墾區55萬人，廣東墾區36萬人，上海市農場32萬人，遼寧墾區22萬人，新疆、雲南、內蒙古墾區各10萬人，江西墾殖場8萬人，江蘇、湖北農場各5萬人，湖南、安徽和北京市農場各3萬人，其他省、區的農場在2萬人以下。　。　想看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