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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群未婚男女知識青年組合的社會單位。當然，像真正意義上的“戶”那樣，集體戶也擁有自己獨立的戶籍（戶口本）和戶主（戶長，即一戶的負責人）。

通常，集體戶的成員只是集中食宿，他們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則是分別記工，並按個人實際勞動日（一個勞動日為一個工）和工分標準計算報酬。性別、體質、勞動態度上的種種差異，造成收入的差別。家庭經濟狀況的好壞，也直接影響到知識青年的生活水平。有可靠經濟資助的知識青年不必為衣食操心，無家庭資助或少有資助的知識青年則往往為收入菲薄和囊中羞澀憂心忡忡。但無論這些差異多麼鮮明，他們卻要在集體灶（集體戶統一辦的伙食）合夥吃飯，同時還要分擔集體戶維持正常運轉的各項開支。男女知青在飯量上的差異顯而易見；集體戶成員探親回家或因病誤工更是普遍現象。種種差異造成了集體戶內部經濟關係的複雜性，增加了集體戶履行生活管理職能的難度。

安置的方式（4）

在上山下鄉運動初期，許多集體戶的知識青年是按他們在學校中受到的有關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來處理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的。甚至像陝北那樣非常貧困落後的地區，一些知青集體戶也曾試行過“小共產主義”的制度。所謂“小”，是指“共產主義”的範圍僅限於本集體戶，而這種“共產主義”的實質則是極端艱苦條件下人們在分配上實行的平均主義的原則。集體戶內，口糧和工分統算，輪流馱水做飯，成員沒有什麼“私有財產”，就連偶爾收到的家裡寄來的包裹（糖果香菸之類）也是平均分配牛角：《片箋波瀾》，《回首黃土地》，瀋陽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頁。。當時，許多集體戶是在原先同一學校甚至同一班級基礎上自願組合的，關係比較融洽，增強了“小共產主義”的可行性。

往往哪一個地方的知識青年在思想上愈富理想主義，行動上愈富實踐精神，文化素質與道德水準愈高，其集體戶的“公有”色彩就愈鮮明。一名陝北知青在###中將自己所在的知青小組說成“理想主義的一群”，過的基本上是“戰時共產主義”或“共產公社”的生活。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可供分配的東西太少）。每個人都盡力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每個人（不分男女）都輪流做五天飯；每個人輪番參加公社、縣、地區、省裡的會議；工分也是集體戶統一結算、集體分配。唯一的區別，每個人的工分是由生產隊的記工員記在個人的記分冊上鄭秀滿：《那時，我們還太年輕……》，《回首黃土地》，瀋陽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頁。。

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裡，老一輩革命者對“戰時共產主義”的生活並不陌生。當他們為著一種理想的追求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時，又有什麼必要去計較物質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同樣，當一批批滿懷豪情的知識青年在貧困落後的鄉村重新嘗試“戰時共產主義”的生活時，精神上是基於同樣一個理想的支撐。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時髦一時，被吹噓為“限制三大差別”的一項重要措施。它也助長了“共產”風在知青集體戶中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平均主義的種子有時會突破集體戶的壁壘，在更大範圍發芽開花。

1969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介紹了井岡山小通大隊在知識青年中試行“合作互濟”分配方法的經驗，即把每個知識青年的勞動所得和國家發給他們的安置費集中起來，統一管理、統一使用、統一安排生活。由於這些知識青年到農村不久，勞動收入還不很多，又不善於安排生活，實行“合作互濟”後首先是保證每個青年都能獲得基本生活費用，其餘作為積累。知識青年患病和家庭困難需要補助，經知青們討論，由大隊批准。這篇經驗認為：這個分配辦法，充分體現了階級友愛，知識青年可以在不增加國家負擔，不增加貧下中農負擔，不增加家長負擔的情況下，解決到農村後遇到的一些經濟困難，更好地接受再教育。經驗還認為：“合作互濟”的分配方法，培養了青年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積極勞動，為“合作互濟”提供了可靠的經濟基礎；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合作互濟”的思想基礎。

小通大隊經驗的特點之一，是打破了同大隊各知青集體戶經濟上的畛域，以大隊作為一個統一的分配單位；特點之二，是典型的“大鍋飯”（即平均主義）做法，與按勞取酬的原則則格格不入。應該承認，當知識青年在農村立足未穩之際，實行這種“大鍋飯”分配方法，對於保證每個知識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