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第3/4 頁)

百計地利用當時執行的“投親靠友”政策。這項政策允許青年到有朋友和親屬的村子去插隊，原則上需經有關隊、社同意。這就為那些選擇條件優越的落腳點、特別是大城市郊區的青年提供了可乘之機。1968年12月，針對要求到北京市郊區插隊的本市和外省市中學畢業生日益增多的現象，北京市革委會安置就業辦公室向各區、縣革命委員會發出《北京市和外省市中學畢業生到郊區、投親靠友參加農業建設的規定》，其中規定要求到本市郊區、縣農村投親靠友的，必須是在北京市郊區、縣有直系親屬或原籍在郊區、縣農村而有其他親屬的；外地畢業生來京插隊，必須是原籍在郊區、縣農村並有直系親屬的，經隊、社同意後才可接收《北京勞動大事記》（1948—1990），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頁。。1968—1969年間，上山下鄉人數眾多，加之學校分配工作雜亂無章，都助長了“投親靠友”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混亂。據說，基於上述原因，廣東省曾在1969年一度取消了“投親靠友”政策＇美＇托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是當年畢業生中最愛引用的一句豪言壯語。農村的天地固然廣闊，畢業生在選擇落戶地點時卻往往難以隨心所欲。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影響，在選派到邊疆地區落戶的畢業生時，負責分配的人往往要篩汰那些政治“不可靠”的報名者。

其次是派性的影響。“###”中一些省、市派性武鬥嚴重，矛盾錯綜複雜，以後由於軍隊“支左”，勝負才見分曉。捲入失勢一派的學生，在下鄉地點的選擇上難以自主。據說，“###”中參與過武鬥的廣州市中學紅衛兵，特別是失勢的“紅旗派”紅衛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產建設兵團，因為在那裡對他們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廣西壯族自治區建立革委會後，掌權的一派在大搞冤、假、錯案，製造一起又一起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的同時，將知青下鄉插隊、幹部下“五七幹校”、城市居民下放農村落戶與“社會清隊”結合進行，作為誅除異己的手段。所謂“黑五類”、“二十一種人”、“站錯隊”的“壞頭頭”和知識青年等等共二十多萬人，先後被下放農村《廣西###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頁。。

1968年2月，來自北京的首批知識青年抵達滇南。年底，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識青年陸續進入新組建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與此同時，雲南本地的紅衛兵仍處在“劃線站隊”的酷烈絞殺中。這年8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旋即大興清查運動，一派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據1975年統計，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30萬人，其中3�7萬餘人死於非命。昆明地區的中學紅衛兵至少2萬人被認定“站錯隊”，上山下鄉被適時地利用為一種大規模的處罰運動。至1969年春，遲來的下鄉動員帶著血腥味。昆明市第8中學的“站錯隊”紅衛兵曾經咬破手指寫血書，要求離校，但不予批准。只是在將他們中的70人隔離並反覆刑訊逼供一個月以後，才陸續釋放其中“問題較少”的人，讓他們帶著滿身傷痕踏上插隊的路程。一些紅衛兵頭頭，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鄉的資格。按規定，因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不能到滇西邊疆插隊。其中有的知青，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恥辱，最後選擇了到緬甸參加游擊戰的危險道路黃堯：《緬共遊擊戰中的中國知青》，《海南紀實》，1989年6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地點的選擇（3）

在某些派性嚴重地區，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還將推進上山下鄉作為穩定局勢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將熱衷派性武鬥的4000名中學畢業生（包括個別大學生）“一鍋端”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兩派學生按派劃線，分頭組織，出發日期也錯開數日。“紅樓”派學生分在一師、二師，“工總”派分在三師、四師。啟程之日，車站上武裝軍人戒備森嚴，對每名下鄉青年行李嚴格檢查，以防夾帶武器。當時，兩派學生雖水火不相容，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願望卻是一致的，所以下鄉的熱情很高。下鄉以後，大家地位相當，同病相憐，派性成見逐漸消泯，最後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當然，在知青安置地點上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國家的規劃。由於國家將知青安置地點的遠近與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級別、規模大小聯絡在一起，結果形成了與知青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