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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有羞辱的標記，自然也就很難躊躇滿志，振作起精神。“###”爆發，一時賦予上山下鄉運動以嶄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繼紅衛兵運動之後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被說成是革命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最激進形式。由於升學、就業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動要求上山下鄉的學生們不僅不會萌生老知青那種難堪的被淘汰感，反而會以時代弄潮兒資格睥睨一切。當“###”前的城市青年高呼著“大有作為”口號走向農村時，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中的這批弄潮兒每當誦讀到毛澤東的那段著名語錄：“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自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終生”時，卻無不熱血沸騰，壯懷激烈，他們在下鄉時以搏擊長空的雄鷹自比，以劃破暴風驟雨的海燕自勵。他們天真地以為，在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地點的選擇（1）

第三章

下鄉知青的安置

一旦決定了動員大批城市青年到農村去，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們？具體些說，這個問題又包括：安置地點的選擇、安置費的使用、安置的組織模式，等等。安置問題不僅與每一個下鄉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而且直接關係到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衰成敗。難怪它會成為社會上上下下普遍關注的問題。

一地點的選擇

同樣是到農村去，知識青年的走向卻迥然有異，有的千里迢迢奔赴邊疆，有的卻在距家門口不遠的郊縣落戶。一般說來，各大城市頭幾屆畢業生在留城還是下鄉問題上雖然沒有絲毫選擇餘地，但在下鄉地點的選擇上還擁有相當的自由度。一些畢業生真心實意地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體生活、先驅角色以及具有軍隊特徵的生產建設兵團生活的吸引，會主動要求到遙遠的邊疆或者外省、區的貧困地區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學紅衛兵主動申請到條件艱苦的內蒙古牧區和東北北大荒安家落戶，使“到最艱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號，一時飛揚大江南北、戈壁荒灘。1968年，廣州市許多中學紅衛兵，其中包括幹部子弟，自願選擇去了海南島的生產建設兵團；南京市的一些紅衛兵組織了“下鄉上山串聯會”等組織，進行串聯，最後帶動一千餘名畢業生到內蒙邊疆最艱苦的地區插隊落戶，都是青年人中勇於到邊遠地方艱苦奮鬥的典型。一些特別嚮往革命聖地的學生則會選擇到陝北延安或江西井岡山插隊落戶。僅陝北地區的北京知青就有2�6萬之多。延安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所在地，有著光輝的歷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傑出貢獻，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他們的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區兩方面領導及有關部門的讚賞和支援《人民日報》，1975年4月22日。。這類情況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體行為，而革命聖地幾乎無一例外的貧困，又為他們的選擇成為現實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過，許多青年在選擇安置地點時，確實認真考慮了到某地下鄉可能給自己在物質及其他個人利益方面帶來的得失利弊。多數人自然傾向於選擇距家較近或生活較有保障的地方。廣州市的學生多不願去海南，主要是因為該島距廣州太遠，與外界聲息難通。廣東省北部的一些縣向以貧窮落後著稱，當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貧寒的學生並不介意路途的遠近或條件的艱苦，而願意到地方國營農場或邊疆生產建設兵團落戶，在這種地方，至少在經濟上有些保障。對上海知青來說，條件最好的是市郊農場，距家近，物質條件較好，可以經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額有限。條件次一等的是到生產建設兵團（黑龍江、雲南），儘管一南一北，兩個極端，但均屬國營單位。當時最乏吸引力的是到農村插隊《文匯報》，1974年2月28日。許多知青家長也認為“插隊落戶不如到軍墾農場。插隊落戶生活艱苦，沒有固定工資，也沒有福利待遇”。見《分水嶺集體戶日記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頁。。

畢業生若想對落戶地點有所選擇，主要的辦法就是及早自願報名下鄉。以北京“老三屆”畢業生為例，安置地點依次為：內蒙牧區、農區，東北北大荒，山西、陝西、雲南等地，滯留城市的時間越長，選擇的餘地也就越小。　。。

地點的選擇（2）

在1968年的上山下鄉動員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