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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著強烈的想寫高陽公主的慾望。一種難抑的思緒。自從1993年寫過長篇小說《武則天》，這思緒就一直糾纏著我。

高陽公主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呢？我一直想探究她，撕開她，瞭解她。這女人誘惑我，使我對她的經歷充滿好奇和迷戀。

其實最初的故事只是她身為人婦而又與在禁規中的和尚辯機相愛。就是這相愛吸引了我，因這愛是怎樣地困難重重，驚心動魄。實在愛本身就很不容易了，而對於高陽公主和浮屠辯機這樣的女人和男人來說，要使他們的愛成為可能，又要衝破多少道無情的封鎖。首先，高陽公主是當朝皇帝李世民最寵愛的女兒。高陽公主又是當朝宰相房玄齡的兒媳。高陽公主還是散騎常侍房遺愛的妻子。而高陽這個女人的這些身分還只是來自外部的，她應當因這身分的制約還有著另一重心理上的壓迫。那壓迫應當是一道更加深重的封鎖。而那個沙門辯機呢，他的天然的禁忌是因為他是佛門之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佛門之人，而是對佛教頗有造詣頗有建樹頗有貢獻的有識之士。一個佛門之人的最本質的存在原則便是他一定要超凡脫俗，其中之一便是要遠離女人，遏制情慾，做到色空。而這個年輕的矢志於宗教的辯機又是唐代高僧玄奘的得意門生，他並且始終對他的信仰抱有著一種非凡的熱情。他曾以優美的文筆撰寫了由唐僧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記》，並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賞識，這是史書上有過明確記載的。一個佛界的如此才學俱佳的年輕和尚，當然就更不應該糾纏於那塵世的兒女情長了。

然而他們還是相愛了。

這便是歷史提供給我的一個框架。

這框架本身就使我激動不已了。歷史的真實本身就是震撼人心的，而這震撼就在於這限制，這障礙，這壓抑，這艱辛，和，這勇敢，這悲哀。

愛是歷史的真實背後的本質。

那本質便是高陽公主和她所愛的那辯機在貞觀年間他們都還年輕的時候，便以他們最熾熱的愛情和最強烈的慾望衝破了這一重又一重的封鎖線。這是多麼地了不起。愛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而愛卻還要跨越障礙。

這就是高陽這樣的女人為什麼吸引我。

這便使我想到了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想到了我在那部人道主義的小說中所最最喜歡的那個克洛德副主教，想到了他是怎樣用拉丁文在巴黎聖母院的磚牆上刻下的“宿命”那兩個字。克洛德也是禁忌中人，他也有著很豐厚的學識，並且還做了天主教中很高的官。但無論是很虔誠的信仰、很豐厚的學識還是很高的官，卻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