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3/4 頁)

深思熟慮之。”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深得人心的舉動和決策，張學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擁護的，他對聯共抗日和爭取蔣介石等國民黨最高決策人物共赴國難更加積極了。據劉鼎回憶，在那個時期，張學良“主動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蔣介石走到哪裡，他就走到哪裡找蔣介石談聯共抗日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陽二次，西安一次），幾乎達到每月一次。談話中蔣介石總要擺出領袖架子，讓張學良聽他的話。蔣對張說，自己已經吃了共產黨的虧，頑固地認為和共產黨合作是不可能的，責備張學良年輕無知，易受騙。張學良一向好勝，不肯隨聲附和，堅持勸蔣抗日，說：“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東北失去，再這樣下去，軍隊都不聽我的了。”兩人總是談不攏，時常衝突。

至於說，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陝西地方實力派領袖楊虎城，他的進步傾向更是眾所周知的。出身貧寒，飽經憂患的楊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參加過反清的革命隊伍，以後又加入護國軍和靖國軍，投身討袁鬥爭，反對北洋軍閥，支援北伐戰爭。作為一個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軍人，他有一顆救國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長，男兒豈能老故鄉。黃河後浪推前浪，跳上浪頭幹一場。”“西北大風起，東南戰血多。風吹鐵馬動，還我舊山河。”從他早年所作的這些充滿革命激情的詩裡，不難看出他是痛感社會黑暗、國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禍亂、萬姓鼓舞”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又增加了一層憂慮，對日寇的瘋狂侵略也特別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熱河省、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時，他曾向蔣介石要求將十七路軍開赴華北抗日。當馮玉祥、吉鴻昌等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大批彈藥。１９３６年綏東抗戰，楊虎城又多次請纓殺敵。一次再次的愛國要求，都被當局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對的。②所以中共對楊虎城的統一戰線工作很重視，並且也是開始得比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當楊虎城到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時，在南方從事地下工作的南漢宸就委託申伯純到南京去見他，向他介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後來，黨中央還派汪鋒帶著毛主席的親筆信，到西安來找楊虎城。汪鋒臨行前，毛主席接見了他，向他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西北軍的情況，指出西北軍和東北軍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們與蔣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顧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楊虎城爭取到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這一邊來的。

這也就是說，在那時，團結爭取楊虎城有利條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不過，汪鋒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憶錄中說：“毛主席說，談判一定不要決裂，要談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這次出去，當力爭談判成功，如果談不好，有危險，也不懼怕。主席說，你說得很對，現在的時機是好的，我們連續打勝仗，他們一定很動搖，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準和危險是有的，我們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準備，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還具體指示：對楊虎城部隊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③

當時，汪鋒正是在這種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導下前往西安與楊虎城談判的。二人見面之後，汪即說明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並遞交了毛澤東、彭德懷給楊的親啟信，信中說：“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於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再經深談，終於消除了楊對紅軍的誤會，下定了聯合抗日的決心，所以那時楊虎城雖為國民黨西北地區一位重要的軍事領導人，實際是一位抗日愛國將領。據說，有一次，楊虎城從南京開會回來，駐守漢中鎮巴的二十一團來電話報告，說在一次戰鬥中，有三十多人後退逃跑，使本來穩操勝券的戰鬥一敗塗地。逃兵現已全部抓起來了，但事關重大，團裡不敢擅自處理。楊虎城聞訊連夜趕到鎮巴，第二天大清早召開全體軍人大會，準備處理這批臨陣脫逃者。後來一查，原來他們是根據團部命令，要去通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