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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覺得我們都怕他，對團結抗日同樣是不利的。”

張學良高興地說：“對！今後我們就在聯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強團結，共同對敵吧。至於蔣介石，過去我同他接觸較多，關係不能說很好，但還能說得上話。照我看，他頑固是頑固，但只要我們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中來的。”

“是嗎？你有這個把握？”周恩來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爭取過來，當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後如需要我們配合的，你儘管提出來，我們一定大力協助！”

“對，對！”張學良興奮地說，“對蔣介石就得逼一逼，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他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③

隨後，他們還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達成了相應的協議。

會談結束時，天將破曉，此刻大地雖然仍是靜悄悄的，但遠處也隱隱傳來雞啼，它告訴人們，又迎來一個新的黎明。

張學良感到很興奮，雖然一夜無眠，卻毫無倦意，多年來使他疑慮重重、百思不解的許多問題，現在經過周恩來鞭闢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風拂面、滿懷喜悅呢！也象長期壓在身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頓覺渾身一陣輕鬆。事後他還常對他的部下談起這次會談，談起周恩來，總是讚不絕口：“周恩來虛懷若谷，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共產黨確實了不起！”

４月１０日清晨，張學良和王以哲出來送客，當他們把幾位穿著樸素的深色便裝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門時，張學良舉目東望，只見霞光滿天，一輪燦爛奪目的紅日冉冉升起了。

這次會談，由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也由於周恩來和張學良都能以大局為重，相互信賴，使會談取得很大的成功，而這對張學良來說，也是他戎馬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以後的西安事變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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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版。

②　許滌新：《百年心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關於周、張二人會談內容，曾參考了申伯純所寫的《西安事變紀實》及其他有關資料。

張學良傳……八月的西安

八月的西安

延安會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學良對反蔣抗日方針的不同看法，認為他的意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張學良這樣願意走聯合抗日道路的人對“反蔣”都難以接受，顯然，如仍堅持反蔣，對擴大統一戰線是不利的，所以採納了他的建議，將“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在５月５日發表的東征回師通電中，就沒有再提反蔣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諸公’提出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陝甘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在《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還說：‘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①

紅軍為了抗日，於１９３６年春東渡黃河，不料，受到蔣介石和閻錫山軍隊的阻攔。為了顧全大局，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決定回師河西，停止這一戰略計劃的實施，並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向全國人民宣佈，出師抗日的紅軍之所以回師黃河西岸，不是對國民黨軍隊的堵截和進攻畏懼了，而主要是“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故決定“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並慎重地勸告南京政府：“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之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