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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能盲從了。霞，你談得好，說下去。”趙四小姐的談話，使他感到親切，所以希望多聽聽她這些頗有獨到之處的見解。

這是怎麼回事？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怎麼在家中也議論起西安的形勢來？難道……

是的，由於西安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而地處內戰前線的陝、甘邊區卻風平浪靜，是一派西線無戰事的和平景象，這就使急於剿共的南京當局大為不滿了。他們利用在西安的國民黨特務，四處打探，似乎獲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報，終於發生了蔣介石密令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秘密逮捕東北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宋在解放後曾先後出任旅大市市長、遼寧省委書記）和馬紹周、關沛蒼的事件。宋黎是應張學良邀請，來陝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的。特務們之所以抓他，對他的身份很懷疑，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覺得宋與張學良關係密切，想從宋黎等人的口供中，進一步瞭解張、楊聯共抗日的情況。特務們抓了宋黎等人還不算，還準備將他們押送南京審訊呢！幸而，由於宋黎的機智，更主要的是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堅定、果敢，由於他們及其部屬與特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蔣介石的陰謀才未能得逞。

這就是發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因按韻目排列，這天是“豔日”，故人們常把此事稱為“豔晚事件”。

這一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因歲月悠悠，人們的說法不盡相同，也有誤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前不久，“豔晚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宋黎寫了《豔晚事件》一文，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談得比較具體、詳盡，茲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申伯純的電話，暗示國民黨特務可能對我們採取行動，要我們加倍小心謹慎。情況危急，我讓馬紹周速到“總部”政訓處找他的熟人弄清情況，以便決定對策。後來知道，他出去後就被特務逮捕了，羈押在國民黨陝西省黨部。

馬紹周剛走，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幾個人進來找我，研究撤換東北中學校長王化一的事。當時我心裡很急，考慮他們年紀輕，怕嚇著他們不好明講，又擔心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只簡略說了幾句就讓他們走了。代表團負責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來要跟我深談，我不好推辭。他正在講著，突然門被踢開，接著闖進兩個人，進門就喊：“宋黎！”我一目瞭然，順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務橫眉豎目，聲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說完猛撲過來，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兩個特務架起我的兩隻胳膊往外拽，剛出房門，特務頭目對他的嘍羅宣佈：“抓到了共產黨要犯！命令誰也不許打電話，不許走露風聲，來一個捕一個。”

這時，愛國民主人士車向忱先生迎面走來。一個特務說：“這個老頭來了，逮捕他！”抓我的三個特務分出一個去抓車，剩下兩個特務拖不動我。一會兒，那個特務空手回來造謠說：“車帶了槍……趕快先把這個送走。”

三個特務把我抬起來，我極力反抗，他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機猛然掙脫出來，又跑回小院，發現車向忱先生還沒逃走，特務追進院來只顧抓我，七手八腳把我拖出西北飯店後門，車先生這才乘機脫身，離開了險地。我發現只有一個特務押著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轉身，從西北飯店前門跑進前院樓上。那裡住著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十多個人，其中東大代表有景全豐、蕭潤和等五、六個人。因學生較多，特務沒敢進去。三、四個特務把我抬起來往省黨部走，後來聽說，有幾個學生代表跑出來試圖營救我，但沒有成功。

西北飯店與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在一條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黨部門前了，恰巧十七路軍憲兵營騎兵巡邏隊迎面而來，我大喊：“土匪綁架！

土匪綁架！”巡邏隊五、六個人跳下馬先繳了特務的械，然後喝問：“怎麼回事，為什麼抓人？”

特務搶先說：“我們是省黨部的，他是剛捉到的共產黨要犯！”我趕緊分辯：“我不是共產黨要犯，他們是土匪綁架。我叫宋黎，是張副司令請來的東大學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書。”巡邏隊中有人認識我，因為我在西北飯店已住了半年多，負責查店的憲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開身份，我又去過西安綏靖公署，在西北軍中宣傳過抗日，因此不少人認識我。一位巡邏隊員機智地向特務要逮捕證，特務強詞奪理地說沒有逮捕證！巡邏隊員質問特務：“沒有逮捕證為什麼抓人？”一個特務趾高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