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亦仍有不少知識淵博的專家學者，都使他受益匪淺。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受西方教師與朋友的影響超過本國師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於他自幼生長在一個軍閥家庭裡，一些源遠流長的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對他也有較深的影響。這從奉系乃至東北軍中一些將領的作風，以及張學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儘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總還是委曲求全來看，都表明他存在著一定的封建正統觀念。儘管張學良後來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及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成為千古功臣，但卻也仍有他的歷史的侷限性。

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主流，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帝愛國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導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實與當時的時代、社會歷史環境、與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禮，與嚴重的民族危機有密切關係。

那時，年輕的張學良不僅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不僅學業大有長進，而且在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方面，也是個活躍分子。有一次青年會為賑濟河北水災舉行義賣，人稱大公子的張學良，也積極為救濟災民而奔波。“他著紫色衣裳，在會場往來穿梭般活躍，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勸購，高呼‘密斯特’，賣得最多。”④那時青年會常邀請各地名流來此講演，這也對他啟發很大，他說：“幼時對國家異常悲觀，以為中國將從此任列強之割宰，無復望矣。及十四年前於遼寧青年會聆貴校（按：此係張學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對南開大學學生的一次講演，見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報》）校長張伯苓先生《中國之希望》之講演，中有‘中國之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箇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云云。予聞此大悟悲觀之非當，乃立誓本個人之良心，盡個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國。餘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張學良公忠體國，銳意進取，早年就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富強，很有些奮發圖強的精神，所以進步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東北講武堂炮兵科訓練，１９２０年畢業，即當了乃父的上校衛隊旅長，不久，又升為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授少將軍銜，與郭松齡領導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統稱為“三·八”旅，是奉軍中的佼佼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由於戰功卓著，被晉升為中將，成為獨擋一面的第三軍團軍團長。

張學良躋身軍閥行列，舉足輕重，照說他會離人民越來越遠，發展下去，甚至也會象其父那樣，成為割據一方的大軍閥的。然而歷史的辯證法，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非但沒有被“溶”過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觀秋操中，他就表現了強烈的禦侮自強的精神。那時，面對日本人的傲慢無理的挑釁行徑（他們故意讓他參觀甲午戰爭時日本從中國奪去的所謂‘戰利品’）張學良義正詞嚴地正告對方：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甲午之戰時之中國了，並明確表示：“你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你們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請君等拭目以待。”話雖如此，他仍不能不為中國的前途擔憂，並常為此向父親涕泣陳詞，力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曾沉痛地說過：“餘自十九歲參加內戰，不論勝敗如何，無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處，都看到民眾所受戰爭之苦，將士死於無意義之鬥爭，若為維護國權而犧牲，則何等光榮。”

在他寫給在日本留學的胞弟張學銘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跡說：“我們要為中華民族造福，不是為個人謀榮華富貴也。”還說：“一念同是同種，互相慘殺，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對外征戰，則兄馬革裹屍，死無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爭權奪利”，“絕不願成為軍閥”。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使張學良深為痛惜，當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撫卹滬上此次死傷的學生，在致全國學生會電文中說：“痛我莘莘學子，竟被摧殘；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積弱之國，現象如斯；凡我國人，宜知奮勉。”並親率奉軍教導隊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護居民，維持秩序，慰問傷員。他鄭重表示：“至帶兵一層，因在津聞悉滬案發生後，外人尚紛紛徵調海軍陸戰隊登岸，保護治安，既在我國領土，鄙人亦不得不帶兵來滬，保護華人生命財產。”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面前，表現了一個愛國將領的英雄氣概和可貴的民族氣節。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儘管張學良從一開始就同父親走著一條不同的道路，反帝愛國的思想表現得較為明顯，但要說這是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