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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現在再三表示要跟著我學修養，跟著我讀書，他自己不願回去，你們也不要強迫他回去。’”……⑧

人們對於那些搖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愛用“陰陽怪氣”來形容，我看用它說明蔣介石的這副腔調，是毫不誇張的。不過，作為領袖，竟然說假話（也正象李志剛所說的：“鮑文樾看到明明是蔣不讓張回去，反說張自己不願意回去，就很生氣，對我說：‘我從此不再與蔣共事，也沒有再同蔣談的必要。’於是他就單獨地先回去了。”⑨），竟然氣量如此狹小，這確實不能不使人驚訝。鮑文樾為此決定終止他與蔣的會談，併發誓從此不再與蔣共事。

這以後，在西安雖有楊虎城鼎力千鈞，為救張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來力挽狂瀾，極力維護西安“三位一體”的團結，使由西安事變而形成的抗日民主運動的新的革命形勢，仍然保持著高漲的勢頭。但是，我們也不能不遺憾地看到，這以後不論是在南京還是西安，也都還有風波，有逆流，有動盪，事態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

……當潼關談判正在進行之際，西安內部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在和與戰的問題上發生了日益加劇的意見分歧。

在一月的最後幾天，主戰派的活動更為激烈。二十七日晚，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要求紅軍代表團派紅軍幫助他們打仗。代表團再三向他們解釋，打仗對營救張學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團結一致，保持這個強大的力量，張學良總會回來的。苗劍秋聽到代表團不主張打仗，就大哭大鬧，說：“你們不幫助，我們也要打”，“是否你們看著我們讓蔣介石消滅掉？”甚至威脅說，“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咱們就先破裂”，等等。孫銘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來面前長跪不起。就這樣一直鬧到後半夜。最後，代表團答覆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容我們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覆你們。”

……三十一日晚，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分別代表十七路軍、東北軍和紅軍，在王以哲家中舉行最高軍事會議，最後決定和戰大計。會議由楊虎城主持，于學忠首先發言。他根據當時內外夾攻、腹背受敵的形勢，認為不僅不應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國都表示同意。楊虎城雖然派人和顧祝同談判，但是沒有放棄必要時不惜一戰的打算，這時在會上既看到東北軍方面三位將領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軍仍願與東北軍一致行動，同意和談。最後，周恩來發言說明紅軍方面的態度，大意是：紅軍方面原來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以後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面有許多人堅決主戰，為了團結，紅軍曾經決定只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面一致主戰，紅軍也可以保留原來的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參加作戰。這次會議兩方一致主和，紅軍方面當然是贊同的。於是會上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但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堅決反對繼續和平談判，認為王以哲、何柱國主張繼續和談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們是“叛徒”，應該除掉他們。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現了應、孫等張貼的“除奸”標語。當日深夜，應德田、孫銘九等擬定了捕殺王、何的計劃……

當時王以哲臥病在家，於文俊率隊闖進王家，在臥室將王殺害。何柱國和于學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楊虎城公館，經楊保護，得免於難。

當天下午，東北軍代參謀處長鄧玉琢擬就東北軍、十七路軍全線即日出擊的合同作戰命令稿送楊虎城、于學忠簽發，一面用電話聯絡前方將領預作準備，但前方將領均不接電話。

二月三日晨，東北軍前線部隊自動撤出渭南前線，渡過渭河開到高陵，劉多荃師且有一部掉轉槍口，開回臨潼，向西安方面警戒，聲言為王以哲復仇。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聞訊，不知所措，驚恐萬狀。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儘可能減少損失，以利於團結抗日，周恩來一面對應、孫、苗的錯誤行為進行嚴厲的批評，一面與楊虎城，于學忠等商量，冒著袒護少壯派的嫌疑，派劉鼎把他們三個人送往三原紅軍駐地。楊虎城也在周恩來支援下，用軍事力量迫使東北軍衛隊團撤離西安。這樣，才避免了一場東北軍內部大規模的互相殘殺。

應德田、孫銘九等出走後，東北軍部分老派將領劉多荃等將於文俊殺害，祭奠王以哲。事變後提升為一○五師第一旅旅長的青年將領高福源，對於西安“三位一體”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根本沒有參與二·二事件，也被劉多荃下令殺害。

紅軍代表團聞知王以哲被害，當即派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去渭南，向前方將領說明中共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