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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人說，從１９５９年開始，張學良在臺灣已獲得“有限度的自由”，對他的監視已不是那麼嚴了，但這也正如汪榮祖所說的，再鬆弛的軟禁仍舊是軟禁。所以他在臺灣始終是深居簡出，很少與人往來的。但在１９６３年夏天，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臺北他曾有幸會見了與他們父子均有淵遠情誼的沈鴻烈。當時年已八十二歲的沈鴻烈（當年粵奉聯盟時，他曾充任張作霖的代表。後任青島市市長，山東省主席），因心臟病住在臺北榮總醫院，病室門上掛有“謝絕訪客”的牌子，一般是不見客的。但他的這個不成文的規定，竟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據曾任沈鴻烈部參謀、現為民革成員的寧修本先生根據沈氏之婿宮守義從美國寄給他的文稿整理的文章談，那次相見，兩位老人還都慨嘆不已，難捨難分呢！文章說：

一日，隨侍家人外出，其婿宮守義奉侍午餐，略事休息，即扶榻午睡。宮守義方閱讀雜誌，忽聞叩門聲，恐擾病者清夢，即急趨前開門相迎，客問：“沈先生在否？”答：“正在午睡。”問答間客已徑入，向病榻連呼：“成章！

成章！”來客年約五、六十歲，儀容端莊，服裝整飾，身體亦頗健壯。按說對曾任高職之人，縱已離職，仍宜以舊銜相稱。沈氏退居後，見者多呼“伯”，“公”或“成章兄”。其婿忖度，來客差沈氏兩旬，竟直呼其號，於禮似非允當。又念既肯來訪，必是舊契。遂緩步輕聲稟達：

“有人來訪！”時客已近榻，沈氏側身注視，未審何種動力，不待扶協，即躍然離榻，握手撫肩，不知所可。俄而蹙額嘆曰：“公何得來？又何知我在此？”客答：“（蔣）經國相邀來晤。”既坐，沈氏指客告其婿曰：“此乃‘張副司令’。”由於午睡方醒，語音較低，其婿未聽真切，誤為“張副師長”。按副師長年、職當屬晚輩，今沈氏竟尊如父兄，而兩人相見，殷切備至，當時甚為詫異。沈問：“經國怎知我來此間？”旋而又自釋曰：“前日曾留一名片。”來客說：“今日為經國初度，飯時告我來此。”沈氏問：“我們多少年沒見了？”客未經思索直謂：

“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其婿忽聞溪口，聯想語中經國，又諦視來客面容風度，始晤此人即兒時聽說的張學良將軍！

隨漢公同來之人，入室即靜立門側，緘默自矜。如為漢公隨從，應待主門外；為朋友，當介紹入座。既知客為“張漢卿”，始悉此人之特殊身份，及其特殊任務。

漢公先問沈氏病況。繼談及多年來歷任公職轉折，所言概有所聞，慨嘆之情溢於言表。沈氏述及對漢公處境，無能為力，今老病纏身，此生已難為報，言之愴然，悲不能抑。漢公表示生活起居，尚無不便，堅囑沈老安心養病，勿以為憂……⒄

上述事實，清楚地說明，張學良是個重感情、重友誼、特別是非常講義氣的人，不論是對朋友對部下，他都是滿腔熱情的。另方面，也可看出，他雖然也可以會客訪友，但卻總是有人“陪”，有人“隨”，對他的“保護”也可說是無處不有時時有的。有人說張學良在臺灣是自由的，只是不能到外國去，這是否屬實，筆者沒有調查。不過，近讀張魁堂發表的文章，實際情況與上述說法完全是兩回事，我想，結論還是不要下得過早為好。張魁堂談了這麼一件事：

王冀先生曾來過北京。他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研究西安事變史的。他說，張學良住在臺北，只有很少幾個人可隨時去看他。一是蔣經國，他沒有當“總統”的時候，曾有時去看望，當了“總統”後就很少去了。一是三張一王聚會，即張群、張大千、張學良與王新衡。還有一個是何世禧。西安事變時，何是東北軍五師炮兵營長。以後當過聯勤總司令，在臺灣是“國策顧問”。一般人要見張學良，先得經過王新衡。王冀先生與王新衡熟識，曾提出要見見張學良。王新衡知道王先生是研究歷史的，同意他去但又不敢向蔣經國報告。王向蔣說王冀是王樹常（東北軍高階將領，曾任河北省主席及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的兒子，是教授，研究歷史的，想見張學良。蔣經國反問王新衡：“王冀去見張學良有必要嗎？”此事告吹。

王冀先生談到此事時說：“如果張學良罪重，就應該判死刑，既不判死刑，卻又關禁了５０年，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傅晶女士寫了一本張學良生平的書，她為找一張張學良的近照，去年１０月，去了臺灣。以前她曾請求見張學良，結果是泥牛入海，杳無訊息，這次，她索性去闖門。１０月２３日中午到了新北投路７０號張的寓所，一按電鈴，門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