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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鳳至陪伴，趙四小姐則去了香港，幾年後是因於鳳至患病，急需出國就醫，才由趙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１９４０年春天的事了。

不過，時過境遷，張學良在蘇仙嶺的時候，已不同於溪口。那時家屬可以陪伴，有些友人和同事在獲得批准後也可來看看他，而來此之後，就以所謂戰爭時期情況特殊為名，將這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隨行的夫人于鳳至與他也被強行分開。那時張學良在山上，住在蘇仙觀，于鳳至則被軟禁在城內一戒備森嚴的獨門小院裡，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許入內，形同囚徒。

那時，這一切都保密，對外，那更不消說，就是對張、於，最初也密而不宣，“漢卿！漢卿！你在何方？為妻跟著你，就是為了照顧你、陪伴你，可如今為什麼讓我們分離？”于鳳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來。

張學良被關進城外蘇仙嶺上的蘇仙觀後，也一直思念著于鳳至，她究竟到哪裡去了，他也不知道。問劉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詞，就是避而不見。張學良在古老寺觀的一間房子內，整天悶坐呆立，默默無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蒼勁挺拔的百年桂樹和哀怨、低沉的陣陣松濤。

筆者為弄清這段史實，作了些調查，從目前看到的記述張學良囚禁生涯的為數較少的資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談到那時在郴州伴獄的是于鳳至，不是趙四小姐。不過，那時她身體已很衰弱，時常發燒，然而為了減輕夫君的痛苦，她仍帶病相隨，勉力支撐，這都是事實。但有的說在蘇仙嶺的時候，她曾邀張將軍同遊白鹿洞、三絕碑，並感懷身世，邊走邊談，無限悵惘等。作為文學作品來說，這樣寫當然無可厚非，作為信史或傳記來看，就顯得欠妥，因為實際上在那時並無這樣的可能。當然，在特務的監視下，張學良由於激憤難平，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午後，曾外出散步，觀看了白鹿洞、三絕碑，並引起許多感慨，那倒是實情。

那是一個大地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的午後，張學良在特務們的“護衛”下，沿著據說有一千七百六十級的石板小路，緩緩步下山巔時，在嶺釁的一個僻靜的地方，忽然看見一處由於長期風雨侵蝕而顯得斑駁灰昏的絕壁斷碑，他上前仔細察看，只見懸崖絕壁下有洞口，原來這裡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張學良為好奇心所驅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細觀碑文，只見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鐫刻得極為工整的北宋詞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詞文，內雲：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據說，“這首情景交融的詞，由北宋著名書法家米元章書寫，又由蘇東坡題跋，堪稱詞絕、文絕、書絕，所以後人稱之謂“三絕碑”。……這首詩是秦觀（即秦少游——引者）於宋紹聖四年在郴州所作，當時他與蘇東坡是好友，由蘇東坡薦於朝廷，官至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後因章惇當權，排斥異己，使他屢受貶謫。這首《踏莎行》就是秦觀被貶到郴州，傾吐自己悽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對當時黨爭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張學良，讀罷此詞，聯想到自己的悲慘遭遇，引起強烈共鳴，以致發生“經常借酒澆愁，借槍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樹連連射擊，以洩滿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據有的作品介紹，那時在郴州還曾發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駐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東北籍官兵，因偶然發現張將軍被囚於蘇仙嶺，想前往看望，竟被打傷，以及後來準備劫獄的事，這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可以看作是傳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實。但在那時，張學良曾經遇險，曾經被人認出，而且那認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確是原東北軍的軍官，以致引起一場虛驚，並終於提前離開此地，倒是確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內，他是遇到了一點麻煩，幸而沒有成為事實，只不過是一場虛驚，不然的話，還真不知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呢！

原來，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間，有個炮兵旅從外地調來郴州，在這個部隊中有些中級軍官是從東北軍改編過來的，他們對張學良仍然非常懷念和尊敬，據說，他們在得知張學良被囚於姑蘇嶺後，準備武裝劫獄。特務隊的劉乙光等人聞訊大驚，很快將張學良等轉移到湖南永興縣油榨樹鎮一所小學校內，以避風險。

其實，這是一場虛驚。所謂武裝劫獄，顯係一種猜測和謠傳。據邱秀虎回憶，事情的真相是：張學良在郴縣時，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內去洗澡。照例是劉乙光陪同，十二個警衛隨行。劉與他在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