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第2/4 頁)

得比赫魯曉夫更遠，那麼肯尼迪的邊緣政策就會取勝。

肯尼迪不能令人信服地威脅說他馬上就要發動一場全面的核打擊，但他可以透過某些正面交鋒令人信服地將這種風險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比如，他可能願意冒六分之一的爆發核戰爭的風險，以此換取蘇聯導彈一定撤出古巴。於是，赫魯曉夫再也不能認為肯尼迪的威脅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假如肯尼迪使自己面臨這樣的風險有助於促使蘇聯撤走導彈，那麼這麼做其實符合他的利益。假如赫魯曉夫認為這種水平的風險難以忍受，那麼邊緣政策就完滿地達到了目的：它使肯尼迪可以選擇一個大小更恰當的威脅，一個大到足以奏效而又小到足以令人信服的威脅。

我們還要考慮肯尼迪怎樣才能以爆發戰爭的風險而不是爆發戰爭的確定性威脅對方。這裡我們看到了前面提過的那道光滑的斜坡。

2。風險機制

怎樣著手創造一個包含風險的威脅呢？在第7章，我們研究了有關混合行動的想法，提出了幾種隨機機制，若要從一系列混合行動當中選擇一個行動，我們可以藉助這些機制進行選擇。現在我們也可以嘗試同樣的辦法。舉個例子：假設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要以爆發戰爭的風險威脅對方，這種風險合適的可能性應該是六分之一。接著，他可以告訴赫魯曉夫說，除非蘇聯導彈在星期一之前撤出古巴，否則他就會投一個殷子，若是碰巧投出一個六，他就會下令美國軍隊發射導彈。

不過，與這一幕隱含的可怕情景相反，這一招未必行得通。假如赫魯曉夫就是不肯就範，而肯尼迪也確實投出了一個六，但實際決策權還是在肯尼迪的手裡。在末日來臨前，他會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想再給赫魯曉夫一個機會，也就是再投一次般子（“我們來一個三局兩勝吧”）。赫魯曉夫早就看穿了這一點，也知道肯尼迪同樣明白這一點。於是這個威脅的可信度一定會喪失殆盡，就好像從來沒人提過這個精心設計的投般子決定的機制一樣。

這裡必須看到：當一座陡峭的懸崖被一道光滑的斜坡取代時，就連肯尼迪本人也不知道安全的界線究竟在哪裡。這就好比他在玩一場核戰爭的俄羅斯輪盤賭，而不是投一個骸子。有一個數字會引發大災難，但他並不知道究竟是哪個數字。假如當真出現這個數字，他不可能改變主意再投一次。

在與理性的對手較量時，沒人願意越過核戰爭的邊緣，卻有可能由於一個錯誤而滑下那道光滑的斜坡。邊緣政策創造了一種剛剛超出控制的情況，故意掩蓋了那道懸崖。

因此，邊緣政策的風險與混合行動的機率元素存在根本區別。假如你的網球發球的最佳混合比例是正手和反手各佔50％

，而你在某一次特定發球前投一枚硬幣，若是翻出正面，你沒有理由感到高興或不高興。你對自己的每一次行動毫不在意；真正重要的是每一次的不可預測性以及正確的混合比例。而邊緣政策則是你願意在事實發生前創造這個風險，卻在時機來臨時不願意將這個風險付諸實踐。要想讓你的對手相信你威脅的後果一定會發生，你還要藉助其他一些渠道。

最常見的是採取超出你的控制的行動。這不是“假如你不服從我，就會出現我會這麼做的風險”的問題。相反，這是“假如你不服從我，就會出現不管到時候你我會不會感到後悔不迭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風險”的問題。因此，邊緣政策的可信度離不開一個約定機制；只不過這個機制包含一枚硬幣或一個骸子，用於決定究竟出現什麼結果。

這裡引出了一個機器人或一臺電腦按照般子投出的數字自行行事的情形，但它卻是一種不會變成現實的情形。不過，在許多情況下，擔心“局勢可能超出控制”的普遍的恐懼心理可以收到異曲同工之妙。肯尼迪沒有必要確切說出世界末日的出現機率究竟有多大。

士兵和軍事專家常常談到“戰爭迷霧”，說的是雙方在溝通中斷、帶有恐懼或勇敢的心理以及存在很大程度的普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太多，因而沒辦法一直將每一件事都牢牢置於自己的掌握之中。這對創造風險有一定幫助。古巴導彈危機本身就提供了這麼一個例子：比如，即便是總統也可能發現，一旦實施海上封鎖，要想牢牢控制這一行動並不容易。肯尼迪想把封鎖線從距離古巴海灘500英里處後撤到800英里處，目的是給赫魯曉夫多留出一些時間。不過，美國人登上第一艘船“馬庫拉號”（蘇聯租借的黎巴嫩貨船）進行檢查的證據顯示，封鎖線從沒移動過。＇2＇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McNamara）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