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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激動，那種熱心使得我們每個人甚至忘了晚飯。

傍晚時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們把它們帶到作為發行部的另一個朋友的家裡，我從那裡再走回家。一個警察在我們公館門口徘徊，像在等候什麼人似的。

“四少爺，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門的老頭兒看見我跨進門限，就站起來把一封信遞到我手裡。

信封上寫著“送新世紀雜誌社收啟”，地址沒有錯。我拿出一張名片把警察打發走了。

我連忙拆開信看，裡面全是官話，但意思很明顯，第一期刊物看見了，言論過激，“對於國家安寧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許可發行，但是希望以後怎麼樣怎麼樣做，“庶不背乎造福社會之主旨”。措辭總算客氣。這真叫做“自討沒趣”。我們不送檢查，他們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煩來。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橫排著“新世紀若干年”字樣，人家卻把這當做了刊物的名稱，而“平民之聲”四個大字卻沒有被人看見。

第一期的週刊依舊半公開地在外面賣著。不過我們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個簡單啟事：“本刊第一期警廳禁止發售，對於訂戶無法補送，敬請原諒。”

第二期出版，倒很順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刪去一段，我們用墨筆輕輕一勾，就對付過去了。第四期換了一家比較便宜的印刷局，他們很認真，我們以前的辦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檢查。這家小印刷局卻要等到清樣檢查後發了回來，才肯開印，本來我從第四期起開始發表題作《托爾斯太的生平和學說》一篇長文，這自然說不上什麼研究，唯一的秘訣只是抄書，第五期週刊上正登著論託氏的社會思想的一段，開頭有五六行被檢查員用紅筆勾去了，便沒有能夠被印出來，但卻也註明被刪去若干行的字樣。

這一來，我們倒覺得討厭了。人的性情本來是這樣，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檢查員既然認真做，我們也就不客氣了。第六期的文章便來得更厲害，每個人的文章都遭了砍頭刖足的重刑，我們知道檢查員快要被我們弄得發狂了。我們便想了種種方法來激怒他（或他們）。我們想他（或他們）大概不懂外國文，便故意從北京的雜誌上選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來轉載，這文章很長，而且譯筆歐化到十二分，我們讀起來也頗吃力，這一次檢查員總算吃了我們的虧，我們從發回來的清樣上可以看出來他（或他們）這一次是煞費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報復來了。恰巧在這期我們又換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個朋友介紹的，我們不知道它比耗子還膽小，所以我們沒有什麼留心，付印時稍微去遲了一點，刊物已經完全印好了。我們拿起一張來讀，任何一篇文章，我們讀來讀去，都讀不出意思來，連寫文章的我們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們翻到第四版，奇怪，連“支加哥殉道者”這個標題也不見了。原來印刷局不得我們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檢出，單將文章接連地排在一起，結果弄得每篇文章變成了狂病者的譫語。

我們再仔細檢查一下：“這麼”的“這”字沒有了：“那麼”的“麼”字沒有了：“社會”的“社”字沒有了：“運動”的“動”字沒有了；至於“的”“呢”“了”“嗎”之類更不必說。“支加哥”大概是什麼暗號，“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陽以它的撫人的微風接吻每個自由的人的雙頰時”在這糾纏不清的歐化句子裡，“它”這個字，中國本來就沒有。“撫人”“接吻”都是猥褻字眼。微風更不會和人親嘴。“自由”又是違礙的字眼。所以結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陽微風每人雙頰”。

我們起初很生氣，但過後仔細一想又覺得好笑，從這裡我們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個人的教養，思想和恐懼嗎？結果被檢查的倒不是我們的文章了。

這位可憐的老先生想拼他的老命來阻止洪水的泛濫，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樣子不是一幕farce中的一個很好的場面嗎？

我們印了一張刊誤表附著報紙送給訂戶。在那張刊誤表上面我們還想寫著“這一期的刊物應該是歷史的資料”一類的話，但卻沒有實行。

以後我們和檢查員的關係變得更壞起來。我的興趣也從刊物移到了檢查員的身上，我專門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試探他，激怒他，欺騙他，各種的花樣都用過，而且屢試屢效。

如我們出“師復紀念號”便專門登載解釋心社規約之類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騙過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還可以說是有一點分析事實，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話，這能力就是從那時候訓練起來的。

紀念我的哥哥兩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