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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常常辦了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學校的影子就漸漸淡了。

又過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鄉村師範的陳洪有同去的。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個多星期，不過同非英談話的時間多一些。學校又有了發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勸他治病，先治好痔瘡再說。他卻認為工作更重要，應當多做工作。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不過他那種“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當感動，因為我自己缺乏這精神，而且我常常責備自己是“說空話的人。”我總是這樣想：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單靠“拚搏”是不夠的。

洪有陪我在廣東鄉村旅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和中山大學教授朱洗夫婦同船回上海。經過廈門船停在海中，兩個朋友從泉州趕來同我見面，我們坐划子到鼓浪嶼登上日光巖，眺望美麗的海，暢談南國的夢。分別的時候我還把未用完的旅費拿出來託他們轉交給非英，請他一定治玻我說：“這是一個關心他的朋友對他的一點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錢用來幫助了一個貧苦的學生。第二年聽說他帶了二十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又聽說他第二次帶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這不是在摧殘自己嗎？後來我回國，他也從北方旅行回來經過上海，在閒談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體有點支援不住的意思。我勸他留在上海治病，他還是同學生們一起走了。我不能說服他，他總是表示要儘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說：“時間不多。”我們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說空話，他多幹實事。而且我越來越不贊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學習他，我因為自己講空話感到苦惱，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來上海，在我家裡住過一兩夜，我們談得不少，可是還保留著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後給我來過一封信，記得信裡有這樣的話：“我並沒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業主義者，我只想我們應設法努力多做點好事。”除了教書辦學校，他還想辦小刊物，印書……四全國解放後我忙著“改造思想”，跟多數朋友斷了聯絡，彷彿聽說非英、洪有都在廣州教書，而且都參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開會，經廣州去香港，也不曾打聽他們的訊息，我應該承認生活的經驗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蕭珊在廣州過春節，洪有到賓館來找我們，他講起五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麼辦呢？我嘆了一口氣，這個熱愛教育事業，喜歡接近學生的數學教員沒有家，沒有孩子，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關於他最後的結論，沒有人出來過問，也沒有人講得出具體的情況。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陽光，到處聽見“發揚民主，加強團結”的歌聲，我心情舒暢地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作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當時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講出了心裡話，沒有想到過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階級鬥爭，從此我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廣州見面正是在充滿希望的最好時候，可是我們沒有想到為亡友做一件事情，當時也不可能為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後大抓階級鬥爭，大樹個人迷信，終於在我們國家開始了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我看見了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

五

辯證法並沒有欺騙我們，黑暗到了盡頭，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幫”爬到權力的峰頂，便滾了下來。他們把別人關進監牢，最後他們也讓別人關進牢去。我們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由於可怕的“十年浩劫”終於見到了天日。

錯劃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麼漏網右派，什麼摘帽右派，什麼帽子讓別人拿在手裡的右派，什麼戴著帽子進棺林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類學有了這樣創造性的大發展之後，大家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事實：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給錯劃成了右派。於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關於反右、劃右、平反、改正的長過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這裡多講了。為了保護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戰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來替那些受害者講一句公道話。帽子是別人給受害者戴上的，汙水是別人潑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鈴還是繫鈴人”。這是歷史的報復，也是歷史的懲罰。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葉非英的身上也不會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廣東朋友陳洪有兄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