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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裡總是在考慮：即使我作了適當的記載，作了適當的彙報，按照批准的程式在工作，抓住黨徒不放，我自己會不會因為什麼事而受到指控呢？會不會因為我乾的工作而被別人指控呢？

在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黨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這些槍支。

當孫尼或勒菲蒂問我的時候，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槍支藏在佛羅里達。我是聯絡人員，我自然可以拿到槍支。可是你不能帶著槍在身上，乘飛機到處跑，所以最方便的辦法是把槍藏在一個地方，需要的時候可以拿到。

因此，當黨徒來偵察銀行地形的時候，布比問羅西有沒有合適的槍，羅西回答說：我們有槍。他這樣的回答完全正確。

接著，羅西就和聯絡特工接觸，詢問：如果他們要槍，我們要不要給他們——給他們可以嗎？這個問題傳到了美國律師那裡。他：“當然可以，只要把槍弄出一些故障，他們就開不了火。”這沒有什麼大不了，很容易辦到。因此，到時候你不在現場，一旦有什麼情況黨徒要動槍，他們就打不響，誰也不會因為我們提供的槍而受到損害。

接著把問題提到了總部。總部要花時間去問司法部門。意見不能統一，爭論了3天。而這時候勒菲蒂的人決定不對銀行採取行動，因此也就不需要槍支。這時候我們的司法部門又說不能搞。

我們的那個美國律師，即負責我們的這件案子的律師，他說可以幹；而我們的聯邦調查局總部說不能幹。我為聯邦調查局工作，不是為美國律師工作。在通常情況下，聯邦調查局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在此案中，我該幹些什麼呢？我要使槍支不靈，把這樣的槍支交給勒菲蒂一夥。儘管這樣，有些事還得由你自己作出決定。

有訊息說：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對我們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見見我們——在佛羅里達從事“冷水工程”的隱蔽特工。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確保安全。

一開始，我並不那麼熱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