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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副官被謀殺以後過了6天，“菲力普·腓利·魯克·加科”的妻子向紐約的蘇福克縣警察局作了報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蹤的情況。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電話對我說，孫尼要立刻見我。我對他說，我還有一兩天時間清理一些業務，然後才能去見他。勒菲蒂說：“這事兒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儘快告訴我。”

我在佛羅里達並沒有什麼業務要清理。但是，儘管像現在這樣的情況，我也不想給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覺。孫尼要召見我，有一兩個原因。要麼我去了被他們幹掉，要麼是同我談謀殺的事，或許還有“另外一次行動”，仍然等著有人去負責執行。

無論是哪一種使命，對我來說作一次安排都是至關緊要的，時間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飛機到了拉瓜迪亞機場。一下飛機，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著他到了男衛生間，他悄悄送給了我一個裝著發射機的袋子。我塞進了運動上衣的口袋裡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輛車，開到布魯克林的格拉漢姆大道與威瑟斯街道那裡。車子就停在影院俱樂部對面威瑟斯街道上，到達的時間大約是3點30分。我沒有把車停在俱樂部前面，因為我想走一段路，觀察一下街區的形勢。

近幾個星期，我和總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保持了定期的電話聯絡。我和朱利斯在紐約曾一起搞過街道工作。搞隱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內部要有個完全可以信賴的朋友，他能對你以及你所處的形勢有所理解。你不僅把他作為知己，和他談心，而且他還有辦法在政府官員中為你周旋。對我來說，朱利斯正是這樣的朋友。他能處理內部的一些政策，讓我得以授權並得到支援。每遇到挫折我總是給朱利斯打電話，而且在碰到某種刻板的態度時，我總要說：“真令人難以相信。”

在聯邦調查局方面，他們在明白情況以後，經常能和我們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斷地注意我的情況。“你累了嗎？常回家嗎？你以為很快就能撤回來嗎？”

現在，對於謀殺方面的事，總部感到很緊張。他們得知我要和孫尼相見，有一兩個人以為這是孫尼在對我設圈套，可能要加害於我。我說：“我是孫尼的人，他們為什麼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當中，孫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認為孫尼並不會對我有什麼企圖。

不過，大家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緊張情緒。孫尼現在是反對派報復的物件。我緊跟著孫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個被報復的物件。

他們不僅要派一個監視組跟蹤我，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們還想把特種武器襲擊隊的隊員隱藏在屋頂上。我說：“你們這是瘋了嗎？在那個里弄裡，孫尼住的里弄，你們能把持槍的隊員送到屋頂上嗎？我覺得，把隊員們分散到街道上倒還可行。”

技術安排的實際協調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羅姆。這個安排包括監視組。我特別提出來，要求帕特·科爾根作為街道行動的督學員，負責監視組的工作。

監視組在進出行動中並不僅僅處於被動地位，一旦出現了麻煩，他們就可以主動打入。這些特工大多數不認識我，只是見到過我的照片。他們不瞭解我的談話方式，也不瞭解孫尼的談話方式，再加上靜電和干擾使傳話不確切，監視組可能對談話引起誤解，過早地採取行動，對我們進行搜查，從而破壞了整個行動計劃。

對我來說，設立監視組比根本沒有監視組更具有危險性。如果他們分散在那個里弄的街道上，某個隊員要向某人通風報信，他首先到什麼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樂部去告訴孫尼·布拉克，因為他是這個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來到街區，朝影院俱樂部那裡走。我知道監視組的人就在附近一帶。我在注意他們，肯定他們已經各就各位。我受過訓練，也有經驗，能夠看清大街上這一類的行動。我仔細觀察，知道他們已經到位。我從來不認識他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他們一個個都是好樣的。

孫尼在酒吧間等候。外場上顯得很平靜。布比在玩電子彈球機；查利在酒吧後面；吉米·萊格斯也在那裡。還有一個我不曾見過的夥計。他叫雷，我後來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個知情人，和喬伊·馬西諾及孫尼在一起於事。1980年，那次對伊朗國王妹妹的住宅進行的偷盜活動流了產，其實正是威恩開槍打傷了自己的手。當時我們彼此並不瞭解對方的真實身份。

我走進去，同孫尼·布比和吉米分別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