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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聯絡。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傑克·凱斯、比爾·迦納和邁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們在帕斯科縣的荷裡得一帶租了一傢俱樂部，離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於繁忙的美國19號公路上。這是一幢八角形大樓，圍地有5公頃，一直是一個網球俱樂部，有六個網球場，他們稱為第一流的網球俱樂部。

羅西被推為俱樂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網球俱樂部無權從事賣酒的營業，這是私人的“飲酒俱樂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為會員。人們自己帶酒，收在酒吧後面的小鎖櫃裡，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錢。

羅西和坎特僱用了：一名管理網球場的經理，幾個酒吧招待員，女服務員，一名鋼琴演奏員，還有一名俱樂部經理。誰也不知道這是聯邦調查局的行動。俱樂部全部裝修一番，酒吧換上新顏，窗簾、橡木桌子、帶墊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煥然一新。大門上有個窺孔，門上的招牌上寫著：第一流網球場屬私人娛樂場所；他人不得入內：會員和客人進門要按鈴。

他們開始在俱樂部的後室裡搞撲克賭博，房東收5％的利。他們給帕斯科縣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付錢，請他保護。他們引誘那些搞小型的貴重贓物交易、從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誘進來的有幾個人是幹垃圾行業的，他們就提出個點子：成立一個“車伕協會”，這樣會員就可以控制這一帶，不準外人進來。

一些亂七八糟的黨徒開始在這兒溜達，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紐約的黨徒。他們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種聯絡，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

坎特建議，我或許能把布拿諾家族的成員帶進來，如同我們往日在密爾沃克所做的一樣。我們說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與佛羅里達老闆聯絡的人員允許他們在這一帶活動，他對於我們這兒的興趣如同對布拿諾成員的興趣一樣。正如我們在密爾沃克一樣，我們在這兒說不定也能與特拉弗坎特舉行會談。當然，坎特不能參與這樣的行動，他無論如何要回避，因為他過去的那段歷史已經成了他行動的障礙。

10月份的一天，聯邦調查局總部突然傳下來命令：要我撤回去，結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調查局發現，密爾沃克的弗蘭克·巴里斯特艾裡已經知道，託尼·坎特是個特工，按照黨徒的準則，他下一步就要把情況告訴紐約的布拿諾家族。他們眼看著就會把矛頭對準我。

這個決定是總部的上層人士作出的，事先並沒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們講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夠的基礎可以繼續工作下去。

我乘飛機到了芝加哥，會見了邁克·鮑特肯傑克，他是“木材行動”的專案特工。我陳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裡顯然沒有把情況傳到紐約那邊。我們估計，即使他最終會傳過去，會發生什麼呢？

紐約方面獲得情況以後，要幹掉我，的確事先不一定有什麼警告。但是，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是我把坎特引了進來，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在引他進來時非常謹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他作了擔保。如果勒菲蒂問到我，我會說：“你看，我不是同你說過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幹過一些事。我對他沒有什麼可挑剔的。要麼他10年前就是特工——還是怎麼的？當時我不知道，現在也並不知道多少。”勒菲蒂會相信我說的話。再說，他也感到左右為難。當時他為了使巴里斯特艾裡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親自對巴里斯特艾裡說：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還有，在“活躍氣氛”那次宴會上，巴里斯特艾裡曾經介紹過坎特，說坎特是來自巴爾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鮑特肯傑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援我的還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龍塔，他是紐約犯罪組織工程的協調員。不過，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抓緊工作，而且全靠電話交談。我們說服了總部的吉米·耐爾森。他是“木材行動”的督學員，也是我早先在紐約工作的同事。

他們在總部的高層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後，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許我繼續幹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華盛頓那裡仍然顧慮重重。從那以後，人們不時地為我的安全擔心，認為我應該要撤退。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被說服：我應該隱蔽幹工作，我會安然無恙，我們的情況越來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對。但是從那以後，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每當家族裡有人打電話要會見我的時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裡終於把情況透露過來，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兒乘飛機到了新澤西，要和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