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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們保持高度的警戒。

審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經擠滿了人群。這時候，我在小義大利居民區曾經見過、但不知其名的一個叫布拿諾家族的副頭領，正以手作手槍的姿勢對準了我，並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機動作。到了審判間息期間，保護我的特工人員在廳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談了話。從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在審判庭上露面。

我打進黑手黨內部，秘密地度過了6個年頭。在這一段時間裡，外界沒有幾個人瞭解我是什麼樣的人，在黑手黨裡幹些什麼。現在，這一切終於在新聞媒介面前曝光了。

報紙上出現了醒目大標題，其中有幾家還放在頭版頭條：“密探操縱匪徒達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內幕”：“操縱匪徒的英雄”：“聯邦調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級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對嚴厲盤問”。《新聞週刊》還作了整版整版的報道，標題是：“我是聯邦調查局的匪徒”。報道還指出了種種威脅：“黑手黨對大膽滲透者尋求報復”：“欺矇布拿諾家族的聯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蹤”。

審判前，新聞記者已經獲悉：主要證人將是打入黑手黨內部的一名聯邦特工。他們動用一切手段，想弄清這個人究竟是誰。審判一旦開庭，記者們老是想要接近我。我從沒有和他們會見，也決不讓他們對我拍照或攝像。審判要在下午5點結束。為了躲避新聞記者，我們不得不閒呆到八九點，就是到了那個時候還得從獄吏的拘留所那裡出門。我們中午不能出樓房吃飯，晚上也不能出旅館用餐。

第一次審判開始前，我們得到了黑手黨要對我採取暗殺的確切訊息。他們的頭頭們已經懸賞：凡能發現並幹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萬美金。他們還四處散發我的照片。我們覺得最好要採取一些防範措施。聯邦起訴人員請求法庭：讓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證時隱蔽真實姓名而用當時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託尼·羅西。我在黑手黨的最後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這兩個名字也為匪徒所熟悉。

執行法官羅伯特·W·斯維特是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地方法院法官，對此請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權力期間，他寫了如下報告：“……毫無疑問，這些特工過去、現在以及今後都一直處在危險之中。他們在執行政府派遣的任務中同犯罪活動進行的鬥爭，如同作戰在戰爭前線的戰士一樣，表現了勇氣、英雄氣概和鬥爭藝術。他們完全有資格得到一切適當的保護（其中包括）：對住宅區的保護、家庭成員的安全保護，以及向他們通報任何有關的以及有可能使他們陷入危險的情報。”

但是，他拒絕了我們的請求，因為被告在憲法上有權面對指控者。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也不覺得是受到了背叛。萬無一失的東西從來就不存在。

我的真實姓名直到作證的第一天才暴露出來。這天我走進了審判室，舉起了右手，發誓要講真話。接著就要求我通報姓名，我說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這才第一次公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約瑟夫·D·皮斯托尼。

這六年來，我隱匿在黑手黨匪徒中間，天天撒謊，在謊言中過日子。我說謊話，是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是為了一個崇高的道德目標：幫助美國政府消滅黑手黨。儘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識到：我最終要走上證人席，面對辯護律師這一現實。當時你無時無刻不在說謊，現在誰能相信你會說真話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內，依賴的是謊言，現在一切都得靠事實說話了。

我在隱蔽的日子裡，我對所採取的每一步行動都得要考慮一下：日後我在作證的時候會是什麼情況？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清白。錢一定要有帳可查，凡能記帳的我得記，凡不能記帳的我就記在頭腦裡。在陪審團面前，最終要憑我的證詞。

就在這初次審判時，美國的助理檢查官瓊斯和露易斯·弗裡赫兩人不時地要我牢固樹立這樣的觀點：“我們提出的證據無論多少，陪審團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沒有你的證實，我們便一無所獲。”

1981年7月26日，我結束了我的秘密生涯。從那以後，我就緊張地投入審判和證詞方面的準備工作。

我忙得團團轉。為了對黑手黨成員進行起訴，為了對審判工作作好準備，美國檢查官們不停地工作著。審判主要涉及到他們在紐約、密爾沃克、坦帕和岡薩斯等城市從事的訛詐勒索、賭場以及謀殺等罪惡活動。在首都華盛頓總部，我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準備全國各地的其他案件。這些案件並不需要我的證詞，但卻需要我提供情報。時間一週一週、一月一月地過去了，我和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