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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問，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報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乾的有些事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或議論。我要耐心，順從事態的變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幫手，是個莽撞分子。在這一夥人當中要數他最莽撞。他有點與眾不同。他是義大利人，金髮碧眼，蓄著鬍鬚。因為他像我一樣，不是入盟黨徒，能夠留著小鬍子。他身高約6英尺1，體重200磅，年齡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紋，戴一副色鏡。他對我說，他因為犯有各種各樣的罪，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裡進進出出。他是個殺手，但從來沒有被判過有殺人罪。在吉里的管屬下，他的幾個夥伴在搞步話機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對我說過，他認為桂多太莽撞，幹過許多險事。但是他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參與了搶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輩子。如果他是你的敵人，不想他吧——他非幹掉你不可。大家對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夥人剛剛動身外出，當時我和桂多駕我的車行駛。

他問：“喂，多恩，什麼聲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礙事的，”我說。

“不錯，是刺耳的聲音，”他說著就挺起了身，昂著頭。“來自擋泥板。”

我們回到了吉里的店鋪，我把車子停在街對面的鑲邊石路上。

他說：“我要把擋泥板取下來，找找有刺耳聲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別費時間了。對我不礙事的。”

“我覺得礙事。一會兒工夫就行。”

桂多的車裡有個工具箱，裡面總是放著盜竊用的一套工具。他取來了工具，爬到擋泥板下面，開始往下取。

我說：“你找這麼個麻煩幹什麼？這沒什麼大不了。”

不到5分鐘他就把整個擋泥板取了下來，在板後面仔細檢查。“行了，”他說著又把板釘回原位。

我問：“你究竟為什麼要把它取下來？”

“說實話吧，你新來乍到這兒，我是想檢查一下你的車上是不是裝著電話什麼的。沒問題。”

“他媽的，”我說。“你以為什麼混蛋警察，車裡安著錄音機？你為什麼不當面問我一聲？”

“別見怪，多恩。我們得謹慎一點，沒什麼。這一帶我們要乾的買賣多著呢。我們對你還不熟悉啊。這事兒完了，你別掛在心上。”

實際上，我對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並不感到意外。他們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幹多年的隱蔽工作，我總歸要藏發報機或錄音機，我要藏在裝有錄音機的其他特工車上，而決不會裝在我自己的車上。

我要幹什麼不會那麼完全安全。一有機會，我自己就窺探四周的情況。如果他們到了前門，或者外出，我一個人待在後室有那麼幾分鐘，我總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屜。抽屜裡總是有槍，有自動手槍和左輪手槍，還有其他的偷竊行裝，比如假髮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進來，我這樣窺探舉動會有致命的危險。可是我的工作畢竟就是要探知有什麼情況，而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說的那種人，那我就不能僅僅和他們坐在一起聽他們的謀劃，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幹。

1977年初，我和維尼那個買賣贓物的歹徒做了幾筆小買賣。維尼是個任務不重的歹徒，是屬於那種家庭型的一類。他來自斯塔藤島，白天在吉里的店鋪裡轉轉，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搶劫的事他實際上並不參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為別人轉賣贓物。

我想作出這種姿態：好像我是往這兒或那兒運點東西，掙幾個錢。透過這條途徑牽到大一點的黨徒。維尼開始以香料和我做買賣。

我們安排了一次約前會，地點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處，我寓所的樓下門外。中午前後，他駕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運輸車開了過來，車裡裝的是一箱一箱的蘭紋牌香料。他說：“我每個星期直接從生產廠家提這貨，我僱了幾個兄弟在那兒工作。”

香料並不是真要乾的買賣，但是這離珠寶買賣已經不遠了。黨徒盜賊並不是對凡有利可圖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顧客，但是不能好到吃虧上當的程度。我買了一紙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國名牌，價值220美元。

對於香料的處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間所購其他貨物一樣，交給了聯邦調查局。

幾天以後，我在新澤西州伍德布里奇鄉的9號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賣行裡碰到了他。拍賣行就像個跳蚤